中国老年麻醉的快速发展已经走过10年的奋斗历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对中国仍在快速加剧的老龄化进程以及“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中国老年麻醉应该在以下诸多方面做出努力，以应对2022-2032年中国深度老龄化对麻醉学的新挑战。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仍在持续，且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绝对优势流行株，儿童感染人数大幅度增加。COVID‑19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大大增加了围手术期患儿气道的管理难度以及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文章总结了COVID‑19患儿的围手术期气道管理重点和处理措施，为COVID‑19患儿的围手术期管理提出建议。

目的 研究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对老年患者术后神经认知恢复延迟（delayed neurocognitive recovery, DN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行全麻下非心脏、非神经外科、非移植手术的老年患者186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右美托咪定组（Dex组，94例）和对照组（C组，92例），根据患者病情，Dex组又进一步分为Dex‑维持剂量组（术前存在窦性心动过缓、病窦综合征、传导阻滞或心室功能不全，48例）和Dex‑负荷剂量组（不存在上述疾病，46例），C组进一步分为C‑维持剂量组（术前存在窦性心动过缓、病窦综合征、传导阻滞或心室功能不全，47例）和C‑负荷剂量组（不存在上述疾病，45例）。各组基础麻醉用药相同，Dex‑维持剂量组给予Dex 0.4 μg·kg‑1·h‑1维持剂量，Dex‑负荷剂量组于手术开始前10 min内泵注Dex 1.0 μg/kg负荷剂量后给予0.4 μg·kg‑1·h‑1维持剂量；C‑负荷剂量组参照Dex‑负荷剂量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C‑维持剂量组参照Dex‑维持剂量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记录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信息。分别于术前3 d（T1）、术后1 d（T2）、术后2 d（T3）、术后3 d（T4）对患者进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分，记录患者术后3 d内及术后30 d内DNR发生率。记录各组患者T1、T3时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 NSE）、IL‑6、磷酸化tau蛋白浓度，并计算术后增加值（即T3值－T1值）。记录各组患者术后30 d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采集所有患者Dex术中使用方法及用量，采用Tivatrainer软件生成Dex血药浓度‑时间图。 结果 Dex组糖尿病发病率高于C组（P<0.05），Dex‑维持剂量组糖尿病发生率高于Dex‑负荷量组（P<0.05）。Dex组与C组、Dex‑负荷量组与Dex‑维持剂量组术中及术后信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ex组术后3 d内及术后30 d内DNR发病率低于C组（P<0.05）；Dex‑负荷剂量组术后3 d内DNR发生率低于Dex‑维持剂量组（P<0.05），但两组患者术后30 d内DNR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0 d内，C组和Dex组各有1例出现肺部并发症，C组有2例进行二次手术，Dex组有1例进行二次手术，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NR患者NSE、IL‑6术后增加值多于非DNR的患者（P<0.05），Dex组NSE、IL‑6术后增加值少于C组（P<0.05）。Dex‑负荷剂量组较Dex‑维持剂量组更快达到Dex有效血药浓度0.153 μg/L，且Dex有效血药浓度维持时间更长。 结论 使用Dex能够降低老年患者术后3 d内DNR发生率，可能与Dex抑制术后IL‑6、NSE升高，减轻神经炎症有关；Dex 1.0 μg/kg负荷剂量使用可更快达到有效血药浓度并维持较长时间，从而相对于维持剂量具有更显著的脑保护作用。

目的 探究合并脑卒中病史的高龄（≥75岁）患者术中SBP降低与术后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2019年1月至2022年4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在麻醉下行非心脏手术且合并陈旧性脑卒中病史的高龄患者。病例组为手术后至出院前出现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对照组患者术后没有出现新发的缺血性脑卒中。按1∶4的匹配比例将病例组（24例）和对照组（96例）按照年龄和术式进行匹配。从病历记录系统和麻醉信息系统中分别采集术前、术中和术后的相关数据。计算术中SBP的最大降低幅度和最低值。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人口统计学资料与可能的混杂因素。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术中SBP降低与术后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的人口统计学参数和可能的混杂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术中SBP最大降低幅度<10%基线值、在10%~20%基线值的比例低于对照组（P<0.05），术中SBP最大降低幅度>20%基线值的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病例组院内病死率及住院花费高于对照组（P<0.05）。与SBP最大降低幅度<10%基线值比较，最大降低幅度>20%基线值可增加术后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比值比（odd ratio, OR）11.909，95%CI 1.992~71.212，P=0.007］。与术中最低SBP>120 mmHg（1 mmHg=0.133 kPa）比较，术中最低SBP为100~120 mmHg可增加术后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OR 3.769，95%CI 1.186~11.975，P=0.025）。 结论 术后出现新发缺血性脑卒中可显著增加合并陈旧性脑卒中病史的高龄患者院内病死率和住院花费。SBP最大降低幅度>20%基线值和最低SBP为100~120 mmHg均可显著增加术后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

目的 探讨术前衰弱状态与老年脑肿瘤切除患者术后不良结局的潜在关系，为此类患者围手术期综合干预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8日至2019年8月8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553例65岁以上脑肿瘤切除术患者的病例资料。术前衰弱状态由5项改良衰弱指数（the 5‑factor modified frailty index, mFI‑5）进行评估。收集患者一般资料、mFI‑5评分变量及术后并发症信息，构建mFI‑5评分。根据mFI‑5评分划分为衰弱组（157例，mFI‑5≥0.4分）与非衰弱组（396例，mFI‑5<0.4分）。主要结局为1年全因死亡率，次要结局为肺部感染与脑卒中。采用COX回归分析1年全因死亡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脑卒中与肺部感染情况。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用Log‑Rank法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曲线。 结果 衰弱组术后发生1年全因死亡、肺部感染、脑卒中概率均明显高于非衰弱组（P<0.05）。衰弱组1年全因死亡率是非衰弱组的3.987倍［比值比（odds ratio, OR） 3.987，95%CI 1.543~5.978，P=0.011］。Kaplan‑Meier曲线显示衰弱组患者预后较非衰弱组差（P<0.05）。衰弱组出现术后脑卒中的概率是非衰弱组的4.830倍（OR 4.830，95%CI 2.847~8.196，P<0.001），衰弱组出现术后肺部感染的概率是非衰弱组的4.911倍（OR 4.911，95%CI 1.921~7.214，P=0.003）。 结论 衰弱是老年脑肿瘤切除患者出现术后不良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mFI‑5≥0.4分可作为识别衰弱状态的有效指标，为患者围手术期综合干预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目的 观察瑞马唑仑对脑血管介入手术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行全麻下脑血管介入手术的患者，采用区组随机化方法分为丙泊酚组（P组）和瑞马唑仑组（R组）。P组患者静脉注射丙泊酚1.0~1.5 mg/kg行麻醉诱导，静脉泵注丙泊酚4~10 mg·kg−1·h−1术中维持麻醉；R组患者静脉注射瑞马唑仑0.1 mg/kg行麻醉诱导，静脉泵注瑞马唑仑0.3~0.7 mg·kg−1·h−1术中维持麻醉。记录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术前合并疾病情况、手术时长及术中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于术前20 min和术后5 min采集两组患者静脉血样本，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检测血清IL‑6、血清S100钙结合蛋白β（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β, S100β）和TNF‑α水平。采用ICU意识模糊评估法（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intensive care unit, CAM‑ICU）量表于拔管后30 min、术后1 d和术后3 d进行POD评估。 结果 共129例患者完成研究，其中P组64例，R组65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术前合并疾病情况、手术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拔管后30 min、术后1 d和术后3 d PO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IL‑6、TNF‑α和S100β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比较，两组患者术后IL‑6、TNF‑α和S100β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组术中升压药使用率低于P组（P<0.05），两组患者术中降压药和阿托品使用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丙泊酚相比，瑞马唑仑全麻不会增加脑血管介入手术患者POD发生率，也不引起血清IL‑6、TNF‑α及S100β水平的显著变化。

目的 探讨目标导向液体治疗（goal⁃directed fluid therapy, GDFT）对老年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患者多糖包被的影响。 方法 择期拟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50例，年龄60~85岁，ASA分级Ⅱ、Ⅲ级，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25例）：对照组（C组），维持MAP 65~90 mmHg（1 mmHg=0.133 kPa），尿量>0.5 ml·kg−1·h−1；目标导向液体治疗组（G组），实施GDFT，维持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bility, SVV）<13%、心指数（cardiac index, CI）>2.5 L·min−1·m−2。分别于入室（T0）、手术开始1 h（T1）和术毕（T2）记录心率、MAP、CVP，并于上述时点检测多配体聚糖1（syndecan⁃1, SDC⁃1）、硫酸乙酰肝素（heparan sulfate, HS）和TNF⁃α浓度，记录术中液体出入量、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与T0比较，两组T1和T2时点SDC⁃1、HS和TNF⁃α浓度升高（P<0.05）。与C组比较，G组T1和T2时点CVP降低，T2时点SDC⁃1、HS和TNF⁃α浓度降低，总输液量、晶体液用量和胶体液用量减少，术后首次排气时间缩短（均P<0.05）。 结论 老年患者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中以SVV和CI为指导的GDFT可维持合理容量水平，减轻术中全身炎症反应，减少血管内皮多糖包被的降解。

目的 探讨肺部超声指导肺复张与传统肺复张对老年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22年3月至2022年6月择期行腹腔镜胃癌手术的老年患者80例，男42例，女38例，年龄≥65岁，BMI 18~30 kg/m2， ASA分级Ⅰ~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传统肺复张组（R组）和肺部超声指导肺复张组（LUS‑R组），每组40例。记录入手术室时（T1）、全麻拔管后30 min（T2）、术后24 h（T3）、术后48 h（T4）的肺部超声检查评分（lung ultrasound score, LUS）；采集静脉血，ELISA法检测血清克拉拉细胞分泌蛋白（clara cell secretory proteins, CC16）水平；取桡动脉血行血气分析，计算氧合指数（oxygen index, OI）；计算插管后10 min（t1）、手术结束前10 min（t2）的动态肺顺应性（dynamic lung compliance, Cdyn）；记录肺复张总次数，肺复张总时长，肺复张时血压下降幅度超过术前20%的次数，手术时间，气管插管拔管时间（手术结束至气管插管拔管的时间），液体出入量，术后第2天、术后第5天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 PPC）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T2、T3时LUS较T1时均升高（P<0.05）。R组中，T4时LUS较T1升高（P<0.05）；LUS‑R组中，T4时LUS与T1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R组比较，LUS‑R组T2~T4时LUS均降低（P<0.05）。两组患者T2、T3时OI较T1时均降低（P<0.05），T4时与T1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R组比较，LUS‑R组T2、T3、T4时OI均增加（P<0.05）。两组患者t2时较t1时Cdyn均降低（P<0.05）。与R组比较，LUS‑R组t2时Cdyn增加（P<0.05）。两组患者T2~T4时血清CC16水平较T1时均升高（P<0.05）。与R组比较，LUS‑R组T2~T4时CC16水平均低（P<0.05）。LUS‑R组的肺复张总时长及肺复张时血压下降幅度超过术前20%的次数较R组少（P<0.05）。两组患者肺复张总次数、手术时间、气管插管拔管时间、液体出入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2天、术后第5天两组PPC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LUS‑R组较R组发生率低。 结论 在老年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中，肺部超声指导肺复张可以改善肺部氧合、提高Cdyn、降低PPC发生率。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髂腹下/髂腹股沟神经（iliohypogastric/ilioinguinal nerve, IIIHN）阻滞用于老年患者选择性激光前列腺汽化术（photoselective laser vaporization of prostate, PVP）术后镇痛效果。 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择期行PVP的患者58例，年龄65~80岁，ASA分级Ⅱ、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2组，IIIHN阻滞联合全麻组（I组，28例）和单纯全麻组（G组，30例）。I组患者于全身麻醉前行超声引导双侧IIIHN阻滞，每侧注入0.5%罗哌卡因0.25 ml/kg；G组仅行全身麻醉。记录术中丙泊酚用量、术中瑞芬太尼用量、术后酮咯酸氨丁三醇补救镇痛例数，术后1、6、12、24 h患者静息和运动VAS疼痛评分，术后恶心呕吐、眩晕、嗜睡、瘙痒等不良反应及区域阻滞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I组患者术后1、6、12、24 h静息及运动VAS疼痛评分均低于G组（P<0.05）。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丙泊酚用量、瑞芬太尼用量、术后酮咯酸氨丁三醇补救镇痛例数、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区域阻滞相关并发症。 结论 超声引导IIIHN阻滞可安全、有效地用于老年患者PVP术后镇痛，可以缓解患者早期静息、运动状态疼痛，有利于患者加速康复。

目的 观察静脉泵注利多卡因对老年高血压患者下肢缺血再灌注致肺损伤的影响。 方法 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60例拟行单侧膝关节置换手术的老年高血压患者，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完成手术。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C组，30例）和利多卡因组（L组，30例）。L组麻醉诱导时静脉注射利多卡因1.5 mg/kg，随后以2 mg·kg−1·h−1的速度输注至松止血带时，C组在相同时间点给予等容量生理盐水。在术前（T0）、松止血带后1 min（T1）、术后1 h（T2）经桡动脉抽取动脉血1 ml，进行血气分析检测PaO2、PaCO2，计算呼吸指数（respiratory index, RI）、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 OI）以及肺泡‑动脉氧分压差（difference of alveoli‑arterial oxygen pressure, PA‑aDO2）。根据OI诊断是否发生肺损伤，记录各时点肺损伤发生例数，并记录松止血带前后血压、心率、SpO2、PETCO2等生命体征变化。 结果 与C组比较，L组患者在T1和T2时PaO2、PaCO2、PA‑aDO2、RI、O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L组PaO2和OI值高于C组，L组PaCO2、PA‑aDO2、RI低于C组。与L组比较，C组在T1发生肺损伤的例数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L组比较，C组的生命体征（血压、PETCO2、心率、SpO2）的变化差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静脉泵注利多卡因可以减轻老年高血压患者止血带引起的肢体缺血再灌注致远隔器官肺损伤，改善患者肺功能。

目的 探讨行经皮左心耳封堵术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2月至2019年11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收治的180例经皮左心耳封堵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有无发生POD分为谵妄组（17例）与非谵妄组（163例），统计POD发生率，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80例患者中有17例出现POD，发生率为9.4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年龄、年龄≥75岁、高血压史、糖尿病史、术前贫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比值比（odds ratio, OR）1.211，95%CI 1.036~1.415, P<0.05］、糖尿病史（OR 6.209，95%CI 1.659~23.737, P<0.05）、术前贫血（OR 3.646，95%CI 1.011~13.150，P<0.05）是经皮左心耳封堵术患者发生POD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经皮左心耳封堵术POD有一定的发生率，年龄、糖尿病史、术前贫血是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研究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前衰弱状态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相关性，并探讨潜在的线粒体机制。 方法 选择2019年9月至2020年10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择期腹部手术的患者256例。术前使用改良衰弱指数（modified frailty index, mFI）量表评估衰弱状态。同时进行包括年龄校正的Charlson合并症指数(age‐ajusted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aCCI）评分等在内的术前基线资料的收集和评估，并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使用Seahorse XF24分析仪进行线粒体压力测试，获取细胞生物能量健康指数（bioenergetic health index, BHI）。随访患者严重并发症等指标至术后30 d。研究首要结局指标为衰弱状态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相关性。次要结局指标为： ① 衰弱患者与非衰弱患者在以下术后转归指标的差异，包括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综合并发症指数（comprehensive complication index, CCI）评分、术后30 d病死率、术后住院时长、是否入住ICU及ICU住院时长、总体医疗耗费； ② BHI及其与衰弱状态及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相关性。 结果 衰弱患者术前aCCI评分高于非衰弱患者（P<0.05），两组患者其余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衰弱状态是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比值比5.89，95%CI 2.64~13.14，P<0.05）。调整变量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也表明衰弱状态（比值比5.86，95%CI 2.34~14.68，P<0.05）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相关。衰弱患者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术后CCI评分、术后住院时长、总体医疗耗费均高于非衰弱患者（P<0.05），术后30 d病死率、是否入住ICU及ICU住院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衰弱患者与非衰弱患者的BH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BHI与衰弱状态及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老年患者术前衰弱状态与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相关，衰弱患者的手术转归较非衰弱患者差；此外，反映线粒体功能的BHI尚不能单独用于预测术后30 d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 探讨艾司氯胺酮用于竖脊肌平面阻滞（erector spinae plane block, ESPB）在老年胸腔镜手术患者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徐州市肿瘤医院择期拟行胸腔镜手术的老年患者152例，年龄65岁以上，BMI 18.5~30.0 kg/m2，ASA分级Ⅰ、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76例）：艾司氯胺酮联合罗哌卡因ESPB组（A组）和罗哌卡因ESPB组（L组）。两组患者均于全麻诱导前行超声引导下ESPB，A组患者注入0.375%罗哌卡因150 mg+艾司氯胺酮0.5 mg/kg+生理盐水，共40 ml；L组患者注入0.375%罗哌卡因150 mg+生理盐水，共40 ml。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分评估患者基础认知状态，记录两组患者术前1 d、术后1 d、术后2 d、术后3 d和术后7 d MMSE评分情况，术中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的用量、手术时间及苏醒时间（手术结束至气管导管拔除时间），术后0~6 h、6~12 h、12~24 h、24~48 h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有效按压次数，术后6、12、24、48 h静息和咳嗽时VAS疼痛评分，术后3 d内和术后7 d 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发生率。 结果 与L组比较：A组术中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减少（P<0.05），术后0~6 h、6~12 h、12~24 h PCIA有效按压次数减少（P<0.05），术后6、12、24 h咳嗽时VAS疼痛评分降低（P<0.05），术后1 d MMSE评分升高（P<0.05），术后3 d内POD发生率降低（P<0.05）。两组患者其余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艾司氯胺酮用于ESPB可降低术后3 d内POD发生率，减少老年患者胸腔镜手术术中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术后镇痛效果良好。

目的 探讨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 Akt）/雷帕霉素靶分子（molecular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信号通路介导的小鼠海马区神经胶质细胞激活在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引起认知功能障碍中的作用。 方法 将22只成年雄性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假手术组（Sham组，10只）、慢性心力衰竭组（HF组，12只）。HF组小鼠行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结扎，Sham组小鼠仅开胸不结扎。造模后1个月，对两组小鼠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记录其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室收缩末期容积、左室射血分数及左室缩短分数。随后进行水迷宫实验，记录逃避潜伏期、穿越平台次数和目标象限停留时间。水迷宫实验结束后处死小鼠，取两组小鼠心脏组织和海马组织。心脏组织进行马松染色，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小鼠海马组织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离子化钙结合接头分子1（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er molecule 1, Iba1）、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oligodendrocyte lineage transcription factor 2, Olig2）水平；Western blot法检测海马组织Akt、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mTOR、磷酸化雷帕霉素靶分子（p‑mTOR）水平。 结果 马松染色结果显示HF组小鼠心肌出现明显的纤维化， Sham组心肌呈现正常状态。与Sham组小鼠比较：HF组小鼠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室收缩末期容积明显增加（P<0.05），逃避潜伏期明显增长（P<0.05），海马组织GFAP、Iba1、Olig2、p‑Akt/Akt、p‑mTOR/mTOR水平明显升高（P<0.05），左室射血分数、左室缩短分数明显降低（P<0.05），穿越平台次数、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减少（P<0.05）。 结论 慢性HF小鼠在造模1个月后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并伴有海马组织神经胶质细胞激活，且Akt/mTOR信号通路也呈现出激活状态。

随着高龄患者日益增多，手术患者合并基础疾病的情况屡见不鲜，各类复杂病例对临床麻醉工作带来了十分艰巨的挑战。该病例为90岁超高龄患者且合并较复杂的心肺疾病最终导致心力衰竭，需行膀胱切开取石手术。经术前充分的评估与准备，多学科协作调整术前诊疗方案，优化患者器官功能，正确选择外科手术方式、术中合理的麻醉方案，应用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并优化液体管理策略，尽量降低患者围手术期风险以安全度过围手术期，最终患者无严重并发症被治愈出院。

该患者术前合并高血压、贫血、下肢多支动脉闭塞、慢性支气管炎，入室后还发现低钾血症，且由于其特殊的手术操作对患者循环影响巨大，需要麻醉医师进行良好的术中调控与风险干预，以及与外科有效、及时的沟通协作，以保证围手术期安全。在术中通过尽可能维持血流动力学平稳，保证重要器官灌注，采取抗炎、抗应激、纠正电解质平衡紊乱、抗心律失常、保温等综合处理，该患者成功实施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TAVR），经ICU及普通病房治疗，顺利出院。

髋部骨折的老年患者常伴随多种合并症和并发症，麻醉及围手术期管理不当，患者病死率将大大增加。文章介绍1例高龄合并扩张型心肌病髋部骨折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经验。患者高龄、女性，髋部骨折合并冠心病、扩张型心肌病、心脏瓣膜病（二尖瓣、主动脉瓣及三尖瓣关闭不全）、肺间质纤维化、脑血管疾病史，采用神经阻滞复合Taylor's蛛网膜下腔麻醉下实施手术，患者平稳完成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 ncRNA）通常作为编码基因的负调节因子在诸多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围手术期神经认知障碍（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PND）是老年患者手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由于PND潜在分子机制仍不清楚，因此文章主要阐述PND发生过程中ncRNA的作用以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对预测和治疗PND具有重要意义。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肺部疾病，其临床特征为严重的低氧血症和呼吸困难。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在ALI/ARDS发病机制中的研究日益成为热点。程序性细胞死亡是由基因决定的细胞主动死亡方式，除常见的凋亡、焦亡等方式外，近年来铁死亡、坏死性凋亡、NETosis等方式逐一被发现。文章通过介绍铁死亡、坏死性凋亡、NETosis等方式在ALI/ARDS中的研究进展，总结不同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在不同ALI模型中的调控机制，为靶向治疗ALI/ARDS提供更多理论依据。

衰老引起的神经功能退行性变是老年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的重要原因。外泌体具有较小的体积和细胞膜样结构，既可以穿入血脑屏障扩散到整个大脑，也可以穿出血脑屏障进入外周循环，进行物质信息的传递。文章重点介绍了外泌体在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衰老大脑中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 Aβ）和tau蛋白的聚集、微RNA（microRNA, miRNA）和神经炎症的调节机制，并阐述了外泌体在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及前景，为外泌体作为脑靶向性纳米治疗的新型递送载体提供了支持，以期对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疾病的发病机制及预防、治疗靶点提供新思路。

临床工作中肉眼所见瞳孔的变化可反映患者的部分脑功能，但其主观性较强，且精确度较差。红外线瞳孔测量仪的出现可将瞳孔的微弱变化进行精确量化，受到脑功能研究者的关注，亦逐渐走入麻醉医师视野。文章主要总结了红外线瞳孔测量仪测量的各项瞳孔指标对于术前评估、指导术中用药、预测麻醉相关并发症及判断预后等围手术期各方面的参考价值，以期减少患者住院时间，提高围手术期恢复质量，加快患者康复。

肺部超声（lung ultrasound, LUS）检查是一种重要的影像学检查，它便捷、无辐射、准确性高、重复性好，可以用于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减少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PPC）。文章就近年来LUS在围手术期麻醉管理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包括LUS对常见肺部疾病（如肺不张、胸腔积液、气胸和肺水肿）的评估，利用肺部超声指导的液体管理（fluid administration limited by lung sonography, FALLS）方案、反FALLS方案来指导补液及利尿治疗，在LUS下进行肺复张及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滴定，利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分析LUS图像。关于LUS的临床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以充分发挥其巨大的医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