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Kelch‑like ECH‑associated protein 1, Keap1）/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2‑related factor 2, Nrf2）/抗氧化反应元件（antioxidant response element, ARE）信号通路在脑缺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 I/R）损伤中对线粒体分裂的调控。 方法 将提取的大鼠原代海马神经元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正常组（C组）、氧糖剥夺再灌注（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OGD/R）组、OGD/R+Nrf2抑制剂组（OGD/R+N组）和OGD/R+赋形剂组（OGD/R+V组）。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线粒体形态，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dynamin‑related protein 1, Drp1）、线粒体分裂蛋白1（mitochondrial fission protein 1, Fis1）、Keap1、Nrf2的表达，免疫荧光技术观察Nrf2的核转位，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的凋亡率。 结果 与C组比较，OGD/R组Keap1水平降低，Nrf2核内蛋白水平升高，Drp1、Fis1水平升高，免疫荧光观察Nrf2在OGD/R的过程中发生核转位，细胞凋亡率增加（P<0.05）；与OGD/R组比较，OGD/R+N组Nrf2核内蛋白水平降低，Keap1水平升高，细胞凋亡率增加（P<0.05）；OGD/R+V组与OGD/R组比较，Keap1、Drp1、Fis1、Nrf2核内蛋白水平及细胞凋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脑I/R中，Keap1/Nrf2/ARE信号通路能调控线粒体分裂、减少细胞凋亡、减轻脑损伤。

目的 研究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联合靶向温度管理（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 TTM）对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大鼠海马组织P2X7受体及反义低氧诱导因子（antisense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aHIF）‑1α表达的影响。 方法 大鼠适应性饲养1周后应用可控皮质撞击方式制作TBI模型。随机选取15只为对照组，剩余大鼠为造模组，造模成功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5组（每组15只）：假手术组、TBI组、TBI+Dex组、TBI+TTM组和TBI+Dex+TTM组。各组经相应处理后测试行为学，检测脑组织TNF‑α、IL‑1β及海马组织P2X7受体、aHIF‑1α的表达情况。 结果 各组大鼠均未死亡。与TBI组、TBI+Dex组、TBI+TTM组比较，TBI+Dex+TTM组第3~5天的逃避潜伏期、第6天探索时间缩短（P<0.05），脑组织TNF‑α、IL‑1β表达水平降低（P<0.05），海马组织P2X7受体表达水平降低、aHIF‑1α表达水平升高（P<0.05）。 结论 Dex联合TTM可有效降低P2X7受体浓度，下调TNF‑α、IL‑1β炎症水平，提高aHIF‑1α表达水平，对TBI大鼠具有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海马钠钾氯共转运体1（Na+‑K＋‑2Cl− cotransporter, NKCC1）在七氟醚致新生大鼠神经行为学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出生6 d的雄性SD大鼠36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12只）：对照组（C组）、七氟醚组（S组）、七氟醚+布美他尼组（SB组）。C组吸入30%O2 6 h，S组和SB组吸入2.1%七氟醚+30%O2 6 h，SB组在七氟醚吸入前15 min腹腔注射布美他尼1.82 mg/kg。4周后，大鼠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和前脉冲抑制（prepulse inhibition, PPI）实验。行为学测试结束后1周取海马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方法分别检测NKCC1 mRNA水平和蛋白含量。 结果 高架十字迷宫实验中，3组大鼠总运动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C组比较，S组开放臂停留时间缩短，PP3和PP6对应的PPI指数（PPI%）降低（P<0.05）；海马NKCC1 mRNA水平和蛋白含量增加（P<0.05）；与S组比较，SB组开放臂停留时间延长，PP3和PP6对应的PPI%增加，海马NKCC1 mRNA水平和蛋白含量减少（P<0.05）。 结论 七氟醚可致新生大鼠神经行为学损伤，其机制可能与NKCC1有关。

探讨年龄对乳酸清除率（lactate clearance rate, LCR）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价值的影响。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8年8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ICU收治的资料完整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非老年组（18~74岁）和老年组（≥75岁），再根据住院结局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记录患者确诊脓毒性休克时（0 h）、接受治疗后12 h和24 h的动脉血乳酸（lactate, Lac）水平，计算12 h LCR、24 h LCR；记录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估计（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评分、住院天数及住院结局；统计分析各组患者上述指标的差异。 结果 期间共48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其中286例患者符合入选标准，老年组111例、非老年组175例。老年组死亡61例（55.0%）、非老年组死亡55例（31.4%）。COX回归分析及生存时间曲线显示年龄是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老年组患者死亡风险是非老年组的1.95倍。不同年龄组的死亡组患者APACHE Ⅱ评分、SOFA评分、血Lac水平高于存活组，24 h LCR低于存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老年死亡组患者12 h LCR与老年存活组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APACHE Ⅱ评分、SOFA评分及血Lac水平与住院病死率呈正相关，与LCR呈负相关。 结论 年龄、APACHE Ⅱ评分、SOFA评分、Lac水平和LCR是住院结局的相关因素，其中年龄是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LCR无法准确评估老年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预后。

目的 比较带套囊气管导管和无套囊气管导管在足月新生儿先天性肠闭锁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拟于全身麻醉下行先天性肠闭锁手术的新生儿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带套囊组（C组）和无套囊组（U组），每组30例。C组术中使用带套囊气管导管，U组使用无套囊气管导管。比较两组患儿换管率及术后气道情况［拔管脱氧后5 min内低氧血症（SpO2<95%）、喉痉挛、术后喘鸣的发生率］，术后1周随访吸入性肺炎的发生情况。 结果 U组患儿换管率（26.7%比3.3%）、拔管脱氧后5 min内低氧血症（10.0%比0）、喉痉挛（10.0%比0）、吸入性肺炎发生率（10.0%比0）大于C组（P<0.05），两组患儿术后喘鸣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足月新生儿先天性肠闭锁手术中，使用带套囊气管导管优于无套囊气管导管，应用效果良好。

目的 探讨老年患者肺切除术后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EIT）技术个体化设定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对苏醒期呼吸力学及氧合的影响。 方法 82例择期行胸腔镜肺切除术的老年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个体化PEEP组（每组41例）。术后在苏醒室内采用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模式，潮气量8 ml/kg，对照组PEEP 5 cmH2O（1 cmH2O=0.098 kPa）；个体化PEEP组通过EIT确定PEEP值，取EIT监测图中表示肺过度膨胀和肺塌陷的曲线交叉均衡点作为最佳PEEP值。分析并记录进入苏醒室时（T1）、机械通气0.5 h（T2）、出苏醒室时（T3）的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 OI），T1、T2时的肺动态顺应性（dynamic respiratory system compliance, Cdyn）、驱动压（driving pressure, ΔP）。将OI、Cdyn、ΔP作为主要观察指标，将气道峰压（peak airway pressure, Ppeak）、平均气道压（mean airway pressure, Pmean）、MAP、有无使用血管活性药物、pH、PaCO2、低氧血症发生率、拔管时间、苏醒室停留时间作为次要观察指标。 结果 EIT滴定的PEEP值（中位数9 cmH2O）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个体化PEEP组T2时OI、Cdyn升高，ΔP降低（P<0.05）。个体化PEEP组T2时Ppeak、Pmean高于对照组，术中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多于对照组（P<0.05），两组pH、MAP、PaCO2、MAP、术后拔管时间、低氧血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老年患者肺切除术后，使用个体化设定PEEP可以改善苏醒期OI、降低ΔP、改善Cdyn，但对拔管时间、拔管后低氧血症发生率及苏醒室停留时间无明显影响。

目的 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TAAD）患者围手术期血浆P‑选择素水平与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的关系。 方法 ATAAD患者46例，根据围手术期ALI诊断标准分为两组：术前ALI组（A组，24例）和术前非ALI组（NA组，22例）。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和深低温停循环（deep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 DHCA）下行孙氏手术（主动脉弓人工血管替换和象鼻支架植入术）。分别于麻醉诱导前（T0）、手术结束时（T1）和术后12 h（T2）抽取动脉血行血气分析，计算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 OI），并同时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浆P‑选择素水平、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 PC）、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 结果 A组患者各时点OI低于NA组（P<0.05）；与T0比较，A组患者T1时OI降低、T2时增高，NA组患者T1、T2时OI均降低（P<0.05）。A组患者各时点血浆P‑选择素水平高于NA组（P<0.05），T0时PC低于NA组（P<0.05）。与T0比较，两组患者T1时血浆P‑选择素水平、PDW增高，PC、MPV降低（P<0.05）；T2时血浆P‑选择素水平增高，PC降低（P<0.05）。血浆P‑选择素水平与OI呈负相关（r=−0.793，P<0.05）。 结论 ATAAD患者围手术期多种因素导致血小板活化、血浆P‑选择素水平增高，是围手术期发生ALI的重要因素。围手术期采取措施减少血小板活化、降低血浆P‑选择素水平可能有助于ALI的防治。

目的 了解胸腔镜手术后在麻醉苏醒期低氧血症的发生情况，探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及其模型预测效能。 方法 回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2017年10月—2019年5月择期行胸腔镜手术的患者841例，年龄18~90岁，ASA分级Ⅰ~Ⅲ级。根据患者在麻醉苏醒期是否发生低氧血症分为低氧血症组与非低氧血症组。比较并分析两组患者术前及术中的相关临床资料，评估苏醒期低氧血症的发生情况，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危险因素，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检验相关模型对低氧血症的预测效能。 结果 841例患者中，在麻醉苏醒期有239例（28.4%）发生低氧血症。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有年龄［比值比（odds ratio, OR）=1.028，95%CI 1.006~1.050］、BMI（OR=1.217，95%CI 1.111~1.333）、高血压（OR=2.462，95%CI 1.564~3.875）、纵隔手术（OR=2.756，95%CI 1.605~6.873）及仰卧位（OR=2.230，95%CI 0.936~5.314）。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0.723（95%CI 0.685~0.761，P<0.01），预测苏醒期低氧血症敏感度为63.6%，特异度为69.4%。 结论 重视术前血压控制和体重管理，充分了解仰卧位手术导致术后低氧血症的机制并积极预防，可能减少胸腔镜手术麻醉苏醒期低氧血症的发生。

目的 评估气腹下有创动脉收缩压变异度（systolic pressure variation, SPV）监测患者容量反应的准确性。 方法 择期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患者60例，年龄50~70岁，BMI 19~25 kg/m2，ASA分级Ⅱ级。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后建立人工气腹，3 min后行容量负荷试验，输注6%羟乙基淀粉130/0.4注射液7 ml/kg，输注时间15 min。记录气腹前（T0）、气腹后3 min（T1）、容量负荷试验后3 min（T2）、手术2 h（T3）的心率、MAP、心排血量（cardiac output, CO）、心脏指数（cardiac index, CI）、每搏量指数（stroke volume index, SVI）、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bility, SVV），并将有创动脉压更改标名后计算SPV。以容量负荷试验后SVI增加的百分比（∆SVI）将患者分为2组：容量反应阳性组（R组，29例，∆SVI≥10％），容量反应阴性组（N组，31例，∆SVI<10％）。绘制SPV和SVV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及95％CI，确定气腹下SPV和SVV预测容量状况的准确性和诊断阈值。 结果 与T0比较，T1时两组患者心率、MAP、SVI、CO、CI升高（P<0.05），SPV、SV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T1比较，T2时两组患者SPV、SVV降低（P<0.05），R组患者SVI、CO、CI升高（P<0.05）；与T2比较，T3时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N组比较，R组T0时SVI较低，SPV、SVV较高，T1时SPV、SVV较高，T2时SVI、CO、CI较高（P<0.05），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PV和SVV的AUC及其95%CI分别为0.88（0.77~0.98）及0.93（0.87~1.00）。以SPV6.5%为临界值监测容量反应性，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9.7%和87.1%；以SVV10.5%为临界值监测容量反应性，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3.1%和80.6%。 结论 气腹下SPV可用于监测患者的容量变化。

肌松药是阻断神经肌肉接合部运动神经电活动转导，导致全身骨骼肌麻痹的一类药物。肌松药在全身麻醉中广泛应用，但在婴幼儿中的使用仍缺乏指南和标准。文章就婴幼儿患者使用肌松药进行综述，介绍肌松药的分类、麻醉药物与肌松药的相互作用、肌松药拮抗药（舒更葡糖）以及儿童困难气道不使用肌松药行气管插管等。总结了肌松药在婴幼儿全身麻醉中使用的最新进展，旨在指导临床谨慎、合理地选择肌松药。

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PPC）因其在外科手术患者中的高发生率、高致死率而受到人们关注，但目前其诊断、治疗等存在很多争议。文章就PPC的发病机制，诊断及风险预测指标，肺保护通气策略各部分，在围手术期所能采取的手术、麻醉、护理等多方面防治措施进行综述，介绍近年来相关国内外研究进展。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广为接受的新时期，须多学科紧密合作，共同应对，降低PPC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围术期肺不张作为全身麻醉期间的常见问题，往往因为缺乏明显的临床症状和检查手段而被忽视。肺不张的持续存在可导致严重的肺部并发症，因此能够早期识别肺不张并及时做出处理显得尤为重要。肺部超声（lung ultrasound，LUS）作为加速康复外科中重要的辅助检查手段，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对术中肺部情况可以做出快速、即时、无创的评估，诊断和追踪围手术期重要的呼吸道病变，同时在超声引导下对患者采取个体化的保护性通气策略，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本篇文章就LUS评估围术期肺不张，并帮助进行通气监测，实施保护性通气等方面展开论述。

肺部超声（lung ultrasound, LUS）作为肺部疾病辅助诊断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飞速发展。与传统检查方法相比，LUS具有无创、便携、无辐射、准确性高和可重复操作等优点，这些优点使得其在急诊科、ICU广泛应用，对严重创伤患者的肺部损伤可以实时判断并指导治疗。文章综述了LUS评分在评估通气量减少及LUS在诊断肺不张、肺炎、胸腔积液等围手术期常见肺部疾病中的应用进展，并提出LUS运用于手术室中，尤其对术后低氧血症和胸科手术患者也有其独特价值。

近年来窒息氧合技术在急诊科、麻醉科困难气道的管理及特殊患者手术过程中被广泛应用。窒息氧合技术是指人体没有呼吸运动时，经气道给予高浓度、高流量的氧，促进肺泡中氧的交换，对窒息患者进行被动的氧合、延长安全窒息时间的方法。文章通过简介窒息氧合技术生理学原理、作用机制，综述该方法的临床应用情况及目前相关研究进展，为窒息氧合技术更加合理、安全地应用于临床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临床麻醉医师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远端缺血预处理（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RIPC）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型预防性治疗手段，是一种非侵入性和临床相关性的心肌保护策略，即术前给予肢体远端一定时间的急性间歇性缺血，可能减少远端器官（包括心脏、脑等）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RI）。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人体临床试验研究发现，RIPC可减少心肌梗死发生率，具有预防心肌I/RI的作用，但从实验转化到临床应用并获利于患者却非常困难。关于RIPC的研究与探索仍在继续，RIPC是否有临床应用的未来？这种治疗是否存在可行性？文章对近几年RIPC心肌保护效应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总结RIPC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困难所在。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麻醉手术技术的提高，接受非心脏手术的老年患者越来越多。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依然是增加患者病死率和并发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老年患者由于生理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和并存疾病的增多，加之麻醉和手术的打击，其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明显高于青、中年患者。综合患者基础状况、并存病、手术麻醉方式等多源因素，构建准确易行的评估工具或预测模型，评估老年患者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是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方向。文章对国内外已有的老年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心血管风险评估工具的优势、不足及其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炎症是抵抗外界病原体入侵及组织损伤的一道重要的防御机制。但当机体处于持续性的炎症状态时，过多的中性粒细胞聚集，可进一步造成自身组织的损伤，导致炎症相关性疾病的发生。胆碱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 CAP）将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刺激迷走神经可通过释放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 ACh）作用于免疫细胞表面的胆碱能受体，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从而减轻炎症反应，有利于组织的修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是一种高致残甚至致命的临床综合征。病理学表现为急性、弥漫性的炎症性肺损伤。减轻ARDS患者的肺损伤仍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文章就CAP在不同模型诱导的ARDS中的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进行综述。

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是外科手术后出现的以注意力下降和认知功能紊乱为特点的急性神经精神综合征，以老年患者多见。已知衰老、手术麻醉、睡眠障碍等因素与POD的发生有关，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 BBB）损害可能是其机制之一。文章总结近年来国内外文献中BBB损害在POD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并探讨与POD相关BBB损害标志物的检测，以期为POD的临床诊断、防治提供新思路。

随着外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手术，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但POD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诊断上仍存在一定困难，POD的表现多样，易于漏诊，缺乏特异性生化标志物的辅助。目前POD的治疗仍存在许多困难，尤其是缺乏有效的药物。文章从POD的诊断、发病机制、预防和治疗等方面进行综述，为下一步研究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