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制备前蛋白转换酶枯草溶菌素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纳米疫苗，并初步探讨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 2.4）对纳米疫苗的体外吞噬效率。 方法 选取PCSK9207‑223为抗原肽，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 BSA）为载体蛋白，用“还原‑热聚‑氧化”法将BSA分子转变为BSA纳米颗粒（BSA nanoparticle, BN），PCSK9多肽链接在BN表面合成纳米疫苗（BSA‑PCSK9 nanoparticle, BPN），PCSK9多肽与分子BSA直接链接合成分子疫苗（BSA‑PCSK9, BP）。动态光散射测定BN、BPN粒径和电位大小，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形貌；SDS‑PAGE电泳分析抗原负载情况；检测BPN不同时间点的粒径变化反映其在生理环境下的稳定性；BPN与DC 2.4细胞共孵育24 h，增强型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 CCK8）检测DC2.4细胞活性，反映BPN生物相容性；流式细胞仪检测DC 2.4对纳米疫苗的吞噬情况。 结果 合成的BPN粒径为（68.2±3.1） nm、电位为（−14.8±0.6） mV，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显示BPN近球形；SDS‑PAGE电泳结果显示BPN相对分子质量增加，证明短肽链接成功；模拟生理环境下，BPN粒径在144 h内保持稳定；增强型CCK8检测结果显示DC2.4细胞活性均大于100%；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相比BP，DC 2.4对BPN的吞噬效率更高。 结论 BPN体外稳定性及生物相容性好，易于被DC吞噬。

目的 观察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诱导肺成纤维细胞及肺组织有氧糖酵解关键酶6‑磷酸果糖‑2‑激酶/果糖‑2，6‑二磷酸酶3（6‑phosphofructo‑2‑kinase/fructose‑2,6‑biphosphatase 3, PFKFB3）表达及其与有氧糖酵解的关系，探讨在LPS诱导肺纤维化过程中肺成纤维细胞和肺组织有氧糖酵解的潜在机制。 方法 将人胚肺成纤维细胞MRC‑5细胞系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PBS对照组（PBS组）和LPS组（每组3孔），Western blot检测LPS刺激细胞6 h后PFKFB3表达情况，同时免疫荧光显示PFKFB3在细胞内的定位情况；于LPS刺激后48 h采用海马细胞能量代谢仪检测细胞耗氧率（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CR）和产酸率（extracellular acidification rate, ECAR），并采用比色法检测有氧糖酵解产物乳酸产生情况，同时Western blot检测LPS刺激48 h后Ⅰ型胶原蛋白合成情况。将24只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C组）、LPS组（L组），每组12只，L组、C组连续5 d分别腹腔注射5 mg/kg LPS、等容量生理盐水；每组各6只于造模后第7天无痛处死小鼠，取血浆和肺组织，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检测各组肺组织中PFKFB3表达情况，比色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浆中乳酸的含量；剩余小鼠于造模后第28天取肺组织，一侧肺通过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Ⅰ型胶原蛋白合成情况，另一侧肺做石蜡切片进行病理学检测。 结果 与PBS组比较，LPS刺激细胞6 h后PFKFB3表达明显升高（P<0.05）；LPS刺激细胞48 h后，与PBS组比较，LPS组细胞耗氧率降低、产酸率增加，代谢产物乳酸含量明显升高（P<0.05），同时细胞Ⅰ型胶原蛋白合成显著增加（P<0.05）。与C组比较，L组小鼠腹腔注射LPS 7 d后肺组织中PFKFB3表达明显升高（P<0.05），血浆乳酸含量明显升高（P<0.05）；LPS注射28 d后，L组小鼠Ⅰ型胶原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0.05），肺组织出现明显纤维化。 结论 在LPS诱导的肺纤维化过程中，LPS可诱导肺成纤维细胞和肺组织中PFKFB3蛋白表达，该过程与其有氧糖酵解过程相关，PFKFB3的表达上调可能是LPS诱导肺成纤维细胞和肺组织有氧糖酵解和肺纤维化的关键环节。

目的 探讨缺氧复氧（hypoxia reoxygenation, HR）对H9C2心肌细胞凋亡、自噬和焦亡3种细胞死亡方式的影响。 方法 将培养的H9C2心肌细胞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Ctrl组）和HR组，其中HR组H9C2心肌细胞在缺氧培养箱中进行氧糖剥夺8 h，然后复氧12 h。通过检测细胞培养液中的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含量及四甲基偶氮唑盐［3‑（4,5‑dimethylthiazol‑2‑yl）‑2,5 diphenyl tetrazolium bromide, MTT］比色法检测细胞活力来评估细胞损伤情况（每组6孔），Western blot检测（每组9孔）细胞凋亡相关蛋白［天门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cysteinyl aspartate‑specific proteinase, caspase）‑3、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ell lymphoma/leukemia 2, Bcl‑2）、Bcl相关蛋白（bcl‑associate x protein, Bax）］、自噬相关蛋白［（轻链蛋白3（light chain 3, LC3）Ⅱ/Ⅰ、p62、Beclin‑1、磷酸化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hosphorylated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mTOR）］、焦亡相关蛋白［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yrin domain3, 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 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ASC）、caspase‑1p20、IL‑1β、IL‑18］。通过免疫荧光染色进一步评估细胞凋亡、自噬及焦亡情况（每组6孔）。 结果 与Ctrl组比较，HR组H9C2心肌细胞HR后细胞活力降低（P<0.05），LDH释放增加（P<0.05），活化的caspase‑3及Bax的表达上调（P<0.05），Bcl‑2表达下降（P<0.05），TUNEL染色显示HR后细胞凋亡显著增加（P<0.05），提示HR后细胞凋亡及损伤增加；而p‑mTOR、p62均表达增加（P<0.05），但LC3Ⅱ/Ⅰ和Beclin‑1蛋白降低（P<0.05），LC3Ⅱ/Ⅰ免疫荧光染色显示HR后细胞内的自噬小体增加（P<0.05），表明HR后H9C2心肌细胞自噬受到明显抑制；同时炎性小体NLRP3、ASC、caspase‑1p20蛋白均显著上调（P<0.05），活化的炎症细胞因子IL‑1β、IL‑18表达增加（P<0.05），提示HR后NLRP3炎性小体活化，细胞焦亡增加。 结论 H9C2心肌细胞在HR损伤过程中自噬被抑制，细胞焦亡及凋亡增加。

目的 比较气管导管外放置Arndt支气管内阻断器与CO2人工气胸用于婴幼儿单肺通气的通气效果。 方法 择期行胸腔镜手术的婴幼儿28例，年龄6 ~36个月，ASA分级Ⅰ、Ⅱ级。两组患儿在全身麻醉诱导后行Arndt支气管内阻断器或单腔支气管导管置入，术中根据需要行单肺通气。根据患侧肺萎陷方法不同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14例）：Arndt支气管内阻断器组（A组）和CO2人工气胸组（C组）。观察记录患儿插管前（T1）、插管后（T2）、单肺通气开始时（T3）、单肺通气结束时（T4）、拔管时（T5）MAP、心率、气道压力（airway pressure, Paw）变化及术中重要时间点血气分析中PaO2、PaCO2情况。记录、肺萎陷程度、单肺通气时间、拔管时间及术中低氧情况（SpO2低于90%）。 结果 所有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A组T2、T4、T5时MAP及T4、T5时Paw高于C组（P<0.05），T3时点的Paw低于C组（P<0.05）。A组肺萎陷即刻评分、肺萎陷20 min评分高于C组（P<0.05）。两组患儿心率、PaCO2 、PaO2、单肺通气时间、拔管时间及低氧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A组患儿有1例导管移位导致低氧，C组有2例患儿由于长时间胸腔压力过大导致低氧发生，均未导致严重不良后果。 结论 气管导管外放置Arndt支气管内阻断器相比CO2人工气胸应用于婴幼儿单肺通气时，患侧肺萎陷效果更佳，血流动力学更稳定。

目的 评价小潮气量肺保护性通气策略（protective lung ventilation mode, PLV）与压力通气模式（pressure controlled ventilation, PCV）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应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拟于我院择期行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患者共计144例，按随机序列号分为PLV组和PCV组，每组72例。PLV组潮气量6 ml/kg，吸呼比1∶2，呼吸频率16次/min，呼气末正压5 cmH2O（1 cmH2O=0.098 kPa）；PCV组设定通气压力维持潮气量8 ml/kg，吸呼比1∶2，呼吸频率12~16次/min。分别于气管插管后5 min（T1）、气腹后10 min（T2）、气腹后20 min（T3）、撤除气腹后10 min（T4）记录患者气道峰压（airway peak pressure, Ppeak）、平均气道压（mean airway pressure, Pmean），并计算动态肺顺应性（dynamic lung compliance, Cdyn）。于T3、T4时点行血气分析记录PaO2、PaCO2、肺泡‑动脉氧分压差（alveoli‑arteri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A‑aDO2），并计算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 OI）。 结果 PLV组T3时点Ppeak、Pmean显著高于PCV组，但Cdyn低于PCV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LV组T4时点Ppeak显著高于PCV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T2、T3时点Ppeak、Pmean较T1时点显著升高，而Cdyn显著低于T1时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LV组T3时点Ppeak、Pmean显著高于T2时点，Cdyn显著低于T2时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LV组T3时点PaO2、OI显著高于PCV组，而PaCO2、A‑aDO2显著低于PCV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T4时点PaO2、OI较T3时点显著升高，而PaCO2、A‑aDO2较T3时点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T4时点PaO2、PaCO2、A‑aDO2、O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各呼吸系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住院天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而言，PCV有助于维持患者呼吸动力学稳定，而小潮气量PLV有助于维持患者术中氧合功能，二者安全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目的 比较相同容量不同浓度罗哌卡因对老年患者行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镇痛效果和膈肌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择期行肩关节镜手术患者46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0.5%罗哌卡因20 ml组（A组，24例）和0.3%罗哌卡因20 ml组（B组，22例），分别于全身麻醉诱导前行超声引导下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记录不同时间点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阻滞后VAS评分、膈肌运动情况及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阻滞30 min内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阻滞后20 h内两组患者静息和运动VAS评分及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阻滞后5 min、3 h、6 h、20 h平静呼吸位和最大呼吸位双侧膈肌移动度与阻滞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阻滞后5 min、3 h、6 h平静呼吸位和最大呼吸位双侧膈肌移动度与阻滞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阻滞后3 h、20 h A组患者膈肌麻痹发生率高于B组（P<0.05）；阻滞后5 min、3 h、6 h、20 h A组患者阻滞侧膈肌厚度分数低于阻滞前（P<0.05），阻滞后3、6、20 h对侧膈肌厚度分数高于阻滞前（P<0.05）。阻滞后5 min、3 h、6 h B组患者阻滞侧膈肌厚度分数低于阻滞前（P<0.05），阻滞后3、6 h对侧膈肌厚度分数高于阻滞前（P<0.05）。 结论 20 ml 0.5%和0.3%罗哌卡因对于老年患者肩关节镜手术后20 h内镇痛效果相似，但高浓度组患者膈神经麻痹发生率和发生时长显著增高。

目的 探讨胸椎旁神经阻滞（thoracic paravertebral nerve block, TPVB）与多点肋缘下腹横肌平面阻滞（transverse abdominal plane block, TAPB）在开腹肝脏手术术后镇痛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拟行开腹肝脏手术的患者60例（手术切口均为经典反“L”型切口），ASA分级Ⅰ~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TPVB组（TP组）和多点肋缘下TAPB组（TA组），每组30例。两组均在术前行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TP组行双侧T7‑T8和T8‑T9 TPVB，TA组行双侧肋缘下和经典肋缘与髂前上棘之间的TAPB，共4个阻滞点。记录并比较两组阻滞操作时间，记录切皮前（T0）、切皮后（T1）、上腔静脉阻断时（T2）、肝切除时（T3）、缝皮时（T4）的MAP和心率，记录手术时间、术中液体入量、瑞芬太尼消耗量、术后PACU停留时间，记录术后即刻（患者拔管苏醒后，可进行正常语言交流）、术后2 h、术后6 h的静息及运动VAS评分，记录术后6 h内给予阿片类药物的例数、术后第1次给予阿片类药物的时间。 结果 TA组的阻滞操作时间短于TP组（P<0.05）。两组患者T0时MAP和心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T1、T3、T4时TP组的MAP和心率均低于TA组（P<0.05）。TP组术中瑞芬太尼消耗量、术后PACU停留时间、术后即刻和术后2 h的静息及运动VAS评分也明显少于TA组（P<0.05），但术后第1次给予阿片类药物的时间，TP组长于TA组（P<0.05）。其余观察指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开腹肝脏手术中，TPVB较多点肋缘下TAPB能提供更加平稳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减少阿片类药物的用量，提供更完善的围手术期镇痛。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方案应用于CPB下老年心脏瓣膜手术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前瞻性入组因心脏瓣膜病择期行CPB下瓣膜成形或置换手术的老年住院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ERAS组（22例）和对照组（28例），ERAS组患者接受ERAS方案进行围手术期管理，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围手术期处理。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时间、ICU停留时间、术后气管导管带管时间、舒芬太尼用量、苏醒时间、术后红细胞悬液用量、术后Hb、术后首次通便时间、术后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间以及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VAS评分、住院费用和术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ERAS组患者住院时间、ICU停留时间、术后气管导管带管时间、苏醒时间、术后首次通便时间、术后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间和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均较短，其中ICU停留时间、术后气管导管带管时间、苏醒时间、术后首次通便时间和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RAS组患者舒芬太尼用量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RAS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较对照组低（P<0.05）。两组患者术后红细胞悬液用量、术后Hb、术后VAS评分、住院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RAS方案可以安全、有效地应用于实施CPB手术的老年心脏瓣膜手术患者。

目的 系统评价术前预加温维持术中核心体温的有效性，为围手术期体温管理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CE、CINAHL、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全面搜集术前预加温对手术患者术中核心体温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检索时限为2000年1月至2019年4月，并追溯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由两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评价纳入文献质量，并进行数据提取，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 纳入14个RCT，共902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术前预加温组在麻醉诱导后30、60、90 min时以及手术结束时患者的核心体温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在术中和术后低体温的发生率方面则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在术后寒战的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前实施预加温能有效提升患者术中的核心体温，降低低体温的发生率。

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erector spinae plane block, ESPB）是一项新颖的筋膜间隙阻滞技术，可以应用于胸腰部手术后镇痛，具有操作简单安全、镇痛可靠、并发症少等诸多优点。ESPB自2016年提出以来，得到广泛关注。文章介绍了超声引导下ESPB的解剖基础，阐述了ESPB起效的理论学说，归纳了ESPB在胸腹部及腰椎等手术的临床应用，总结了ESPB的优缺点及并发症，并将ESPB与胸腰部其他常用镇痛阻滞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了各自的特点。超声引导下ESPB具有诸多的优点、极少的并发症及禁忌证，在麻醉和疼痛领域存在广阔的应用空间，能提高麻醉效果和麻醉安全性。文章旨在探究ESPB的临床研究及未来发展方向，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是预防有症状或者无症状严重颈动脉狭窄患者脑卒中的一项有效治疗手段，但是术中阻断颈动脉缺血期可能会引起围手术期脑卒中的发生，应用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可以及时发现术中脑缺血，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近红外光谱（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可以通过监测局部脑氧饱和度（regional cerebral oxygen saturation, rSO2）的变化从而反映颅内灌注，判断缺血的发生，由于其操作简单、无创，可以进行术中连续监测而广泛应用于CEA。文章结合近年国内外最新研究，分析CEA术中各种神经监测技术的实用性及准确性，围绕CEA术中各种神经监测技术、NIRS与其他监测技术之间的相关性、NIRS在预测术中缺血及术后过度灌注方面发挥的作用展开介绍，多方面探索NIRS在临床中的作用，使其在临床工作中发挥更大的功效。

超声作为一种可视化技术，在椎管内麻醉穿刺中的应用取得了很大进展。椎管内麻醉是下腹部和下肢手术的常用麻醉方法。超声能够清楚地显示椎管及其周围解剖结构，使椎管内麻醉走向精准化具有重大意义。用超声在椎管内麻醉穿刺前扫描，可预测穿刺的困难程度、定位穿刺点、测量穿刺深度，从而提高椎管内麻醉穿刺的成功率；实时超声引导下椎管内麻醉穿刺能实时地观察穿刺针的角度和深度，使麻醉穿刺全程可见；将超声应用于困难椎管内穿刺及小儿椎管内穿刺，可降低多次穿刺带来的并发症及风险，具有深远的意义。

基于“心肺交互”的动态血流动力学指标是目前指导液体复苏的金标准，但这些指标的监测往往通过有创方法且操作较复杂。近年来，随着每搏连续无创血压监测系统（continuous non‑invasive arterial pressure, CNAP）、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和超声测量血流动力学指标等无创手段在临床的出现，这些指标在容量治疗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前景。文章描述了CNAP和超声测量的基于“心肺交互”的动态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其评估患者容量反应性的临床应用。两种手段在临床上的应用存在一定的争议。CNAP评估患者容量反应性是临床液体治疗的新趋势，但其应用条件有限，故目前不提倡完全采用无创的方法来指导液体治疗。但是，其可以作为有创监测的补充，帮助临床医师进行正确的液体管理，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随着小儿手术的日益增多，小儿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增多，拔管相关的并发症相应增多，气管拔管的方法和时机的选择日益受到麻醉医师关注。如何在保证患儿安全的前提下使患儿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下苏醒，是小儿麻醉医师不断追求的目标。已有大量临床研究证实，深麻醉下拔管可减少患儿麻醉苏醒期呼吸道并发症，减轻血流动力学波动，减少拔管后患儿躁动，使患儿在较为舒适的状态下度过麻醉苏醒期。文章就深麻醉下拔管对机体的影响、拔管方法和用药及局限性等方面进行综述。

低氧性肺动脉高压（hypox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HPH）与慢性缺氧有关，导致肺心病甚至死亡。低氧性肺血管收缩和肺血管重建（pulmonary vascular remodeling, PVR）通常认为是HPH的两个阶段，前者更强调早期血管收缩，而PVR才是造成血管舒张药无效的主要原因。既往认为PVR是炎症反应导致，但目前更强调多方面、多因子的共同结果。文章主要从细胞因子、氧化应激、细胞内外离子及细胞自噬和凋亡等在HPH进程中的作用出发，介绍目前对HPH治疗的研究进展，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的猜想。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致死性疾病，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一直是当下肺移植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但PAH类型多，且不同类型的PAH形成机制各不相同。文章综述了HPH的PVR形成机制及对应治疗方案。

紫杉醇诱发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治疗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且其在靶向治疗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文章介绍了参与紫杉醇诱发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受体或通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特点，紫杉醇诱发神经病理性疼痛的靶向治疗方法的总结以及其他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等内容。通过对紫杉醇诱发神经病理性疼痛的靶向治疗方法的总结，研究和展望未来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深入探索紫杉醇诱发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有效治疗方法，进一步为临床上的治疗提供可能的依据。

骨癌痛（bone cancer pain, BCP）发生、发展机制复杂，目前仍旧困扰临床。在转录后水平起调控作用的微RNA（microRNA, miRNA）可能参与BCP过程。因此，寻找参与BCP发生、发展相关的特定miRNA与标志物，将为BCP治疗及临床检测、诊断提供帮助。文章综述近期研究，阐述miRNA如何调控破骨细胞活化，促进骨吸收进而导致BCP的形成；miRNA如何调控不同的信号通路［蛋白激酶A/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信号通路（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CXC趋化因子配体12（chemokine C‑X‑C motif ligand 12, CXCL12）/趋化因子CXC基序受体4（chemokine C‑X‑C motif receptor 4, CXCR4）信号通路等］参与BCP的形成和发展；miRNA如何通过调控神经元可塑性和改变神经元离子通道的表达发挥BCP调控作用，以期为探明BCP的发生发展机制、转化临床提供帮助。

髋关节手术后的老年患者是发生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高危人群，目前POD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对脑脊液生物标志物的分析可有助于对其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文章回顾了近年来髋关节手术POD相关脑脊液生物标志物的文献，以POD危险标志物、POD活性标志物和POD终产物为特点进行分类，为探索POD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线索，为预防、诊断和治疗POD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