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氧血症是外科患者术后常见并发症，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生命。氧疗是处理低氧血症患者最常用且有效的方法，鉴于常规氧疗（conventional oxygen therapy, COT）并不能有效预防低氧血症，故应提倡更有效的无创呼吸支持治疗以防治围手术期低氧血症，但相关规范并不完善。近期，欧洲麻醉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Anaesthesiology, ESA）与欧洲重症监护医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SICM）联合发布《围手术期低氧血症患者无创呼吸支持治疗的ESA/ESICM联合指南》，涵盖五大临床问题，并对COT、经鼻高流量氧疗（high flow nasal cannula, HFNC）、无创正压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IPPV）和持续气道正压（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和推荐，共给出19条具体建议。该指南对指导临床正确选用无创呼吸支持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有效治疗围手术期低氧血症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医师也应及早识别围手术期低氧血症的高危患者，术中积极实践肺保护性通气策略，以降低患者肺部并发症风险，从而预防围手术期低氧血症。

【编者按】 2020年突发的一场疫情引发了全国人民对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麻醉学界也不例外，本刊发表曾因明教授的文章正是这种思考的一部分。在文章的审理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黄宇光、邓小明、米卫东、李天佐、姚尚龙、于布为教授的热情肯定与支持，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与建议，因此，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家的共识。本刊将在2021年的学科建设专栏中陆续发表我国麻醉学人的真知灼见，共商学科发展大计，共同努力将我国麻醉学科的建设在后疫情时代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目的 探究七氟醚后处理对脑缺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 I/R）损伤大鼠的脑保护作用及对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硫氧还蛋白结合蛋白（thioredoxin interacting protein, TXNIP）/NOD样受体相关蛋白3（NOD‑like receptor associated protein 3, NLRP3）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60只SD雄性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I/R组、七氟醚后处理组（SP组），每组20只。采用大脑中动脉线栓法制备脑I/R模型，SP组造模后即刻吸入2.4%七氟醚30 min。对各组大鼠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获取大鼠脑组织，H‑E染色和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2, 3, 5‑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 TTC）染色观察组织病理学变化和脑梗死体积；分析大鼠脑水肿程度及血脑屏障通透性；TUNEL法检测脑组织细胞凋亡率；检测血清炎性因子（IL‑1β和IL‑18）及脑组织氧化应激指标［ROS、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的水平；Western blot法检测TXNIP/NLRP3通路相关蛋白［TXNIP、NLRP3、凋亡相关点样蛋白（apo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ASC）、半胱氨酸天冬氨酸酶‑1（cysteine aspartase, caspase‑1）］的表达。 结果 与sham组比较，I/R组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脑梗死体积明显升高（P<0.05），脑组织水肿程度及血脑屏障通透性也明显增加，脑细胞凋亡率升高（P<0.05），血清IL‑1β和IL‑18含量明显升高（P<0.05），脑组织中ROS和MDA含量及TXNIP、NLRP3、ASC和caspase‑1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而GPx和SOD活性降低（P<0.05）；与I/R组比较，SP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脑梗死体积降低（P<0.05），脑水肿程度及血脑屏障通透性下降，脑细胞的凋亡率降低（P<0.05），血清IL‑1β和IL‑18含量明显降低（P<0.05），脑组织中ROS和MDA含量及TXNIP、NLRP3、ASC和caspase‑1蛋白水平明显降低（P<0.05），而GPx和SOD活性升高（P<0.05）。 结论 七氟醚后处理能够有效减轻大鼠脑I/R损伤，可能与其对ROS/TXNIP/NLRP3信号通路的抑制有关。

目的 探讨桔梗皂苷D（platycodin D, PD）对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模型的镇痛作用及其对脊髓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影响。 方法 将60只雄性成年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6组（每组10只）：假手术组（Sham组）、脊神经结扎（spinal nerve ligation, SNL）组（SNL组）、SNL+生理盐水组（SNL+NS组）、SNL+PD低剂量组（PDl组）、SNL+PD中剂量组（PDm组）、SNL+PD高剂量组（PDh组）。SNL大鼠结扎和剪断左L5脊神经，Sham组大鼠只分离神经不进行结扎剪断处理；SNL+NS组、PDl组、PDm组和PDh组大鼠于造模后当天开始分别经口灌胃生理盐水或PD（1、5、10 mg/kg）至术后7 d。分别于术前1 d 和术后1、3、5、7、10、14 d测定各组大鼠机械刺激缩足反射阈值（paw mechanical withdrawal threshold, PMWT）和热刺激缩足反射潜伏期（paw withdraw thermal latency, PWTL）。于术后7 d取大鼠脊髓，采用免疫荧光和Western blot法检测脊髓小胶质细胞离子钙接头蛋白分子1（ionized calcium‑binding adaptor molecule1, Iba‑1）的表达，ELISA法检测脊髓促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1β和IL‑6的含量变化。 结果 与Sham组比较：SNL组、SNL+NS组、PDl组、PDm组和PDh组大鼠术侧PMWT于术后1、3、5、7、10、14 d明显降低，术侧PWTL于术后3、5、7、10、14 d明显降低（P<0.05）；术后7 d SNL组大鼠脊髓Iba‑1的表达和TNF‑α、IL‑6、IL‑1β含量均明显升高（P<0.05）。与SNL+NS组比较：PDm组、PDh 组大鼠术后3、5、7、10、14 d术侧PMWT升高（P<0.05），PDm组大鼠术后5、7、10、14 d术侧PWTL升高（P<0.05）；术后7 d PDm组大鼠脊髓Iba‑1的表达和TNF‑α、IL‑6、IL‑1β含量均明显降低（P<0.05）。与PDm组比较，PDl组和PDh组大鼠术侧PMWT于术后3、5、7、10、14 d降低，术侧PWTL于术后5、7、10、14 d降低（P<0.05）。 结论 PD能够缓解SNL大鼠的机械痛敏和热痛敏，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抑制大鼠脊髓小胶质细胞活化，进而减少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6和IL‑1β的含量有关。

目的 探讨压力调节容积控制通气（pressure‑regulated volume control, PRVC）模式下肺保护性通气（lung‑protective ventilation, LPV）对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腹腔镜结直肠手术患者的肺保护效应。 方法 选择择期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50例，年龄52~70岁，BMI<30 kg/m2，性别不限，ASA分级Ⅱ、Ⅲ级，所有患者均伴有中度COPD。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双盲分为肺保护性通气组（LPV组）和压力调节容积控制通气联合肺保护性通气组（PRVC组），每组25例。于诱导前（T0）、插管后10 min（T1）、气腹后60 min（T2）、气腹结束后10 min（T3）采集桡动脉血行血气分析，记录PaO2、PaCO2、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alveolar‑arterial oxygen difference, PA‑aO2），并计算呼吸指数（respiratory index, RI）。于T₁、T2、T3时记录患者气道峰压（airway peak pressure, Ppeak）、气道平台压（airway platform pressure, Pplat），计算动态肺顺应性（dynamic pulmonary compliance, Cdyn）。测量患者术后1、3、5 d的第1秒用力肺活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第1秒用力肺活量占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EV1/FVC）及残气量占肺总量的百分比（residual volume/total lung capacity, RV/TLC）。记录术中及术后7 d内并发症（肺炎、肺不张、呼吸衰竭等）的发生率，术后2、7 d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 CPIS）及术后出院时间。 结果 T3时PRVC组PaO2较LPV组升高（P<0.05），PA‑aO2、RI较LPV组降低（P<0.05）。T1、T2、T3时PRVC组Ppeak、Pplat较LPV组降低（P<0.05），Cdyn较LPV组升高（P<0.05）。术后1 d时，PRVC组FEV1、FVC较LPV组升高（P<0.05），RV/TLC较LPV组降低（P<0.05），术后3 d时FEV1较LPV组升高（P<0.05）。术后2、7 d时CPIS评分PRVC组较LPV组降低（P<0.05）。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RVC模式下LPV策略能改善合并COPD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肺氧合功能和Cdyn，优化肺保护效应。

目的 评价丙泊酚抑制双腔支气管插管心血管反应的有效浓度（effective concentration, EC）。 方法 纳入拟行全身麻醉单侧肺部手术的患者100例，按年龄分为青年组和中年组。青年组患者给予丙泊酚靶控输注（target controlled infusion, TCI）血浆浓度3.0 mg/L，中年组患者给予丙泊酚2.5 mg/L。根据前一例置入双腔支气管时情况，决定下一例丙泊酚浓度。根据最终观察结果，分析计算丙泊酚的有效浓度。 结果 青年组和中年组丙泊酚抑制双腔支气管插管心血管置入反应的半数效应浓度（median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EC50）分别为3.594 mg/L（95%CI 1.992~3.594）和2.938 mg/L（95%CI 2.426~3.104），95%效应浓度（95%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EC95）分别为4.031 mg/L（95%CI 3.810~4.917）和3.479 mg/L（95%CI 3.284~4.283）。 结论 青年组和中年组抑制双腔支气管插管心血管反应的丙泊酚血浆靶控浓度EC95分别为4.031 mg/L和3.479 mg/L。

目的 探讨肺超声剪切波弹性（lung shear wave elasticity, LUSWE）成像技术用于评估小儿术前肺组织弹性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2018年10月—2019年6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全身麻醉下行择期外科手术的患儿32例，年龄4个月~11岁，ASA分级Ⅰ~Ⅲ级，性别不限。按病种将患儿分为先天性心脏病组（先心病组）和非先天性心脏病组（非先心病组）。入选患儿机械通气5 min后，行肺部超声扫描并测量胸膜线下方各区域肺剪切波速度（shear wave velocity, SWV）。 结果 先心病组患儿右上前区（superoanterior area, SA）和上肺SWV大于非先心病组患儿（P<0.05），其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比较，非先心病组患儿下肺SWV大于上肺，左下肺SWV大于左上肺（P<0.05）；先心病组患儿各区域肺SW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LUSWE能够快速、实时和灵敏地测量各区域肺组织弹性。

目的 观察经鼻给予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复合小剂量丙泊酚静脉推注应用于小儿两部位MRI检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60例ASA分级Ⅰ、Ⅱ级择期行两个部位（中途需搬动患儿1次，时间>45 min）MRI检查的儿童，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30例）：右美托咪定2 μg/kg组（D2组）和右美托咪定3 μg/kg组（D3组）。MRI检查前20 min用注射器经鼻给予D2组患儿Dex（原液）2 μg/kg，D3组给予3 μg/kg。诱导时所有患儿均采用小剂量分次给药的方法给予丙泊酚，每次1 mg/kg，直至达到入室镇静标准（Ramsay镇静评分5~6分）。记录并观察所有患儿给予Dex前（T0）、给予Dex 10 min（T1）、给予Dex 20 min（T2）、诱导毕（T3）、检查中（T4）、检查毕（T5）、苏醒时（T6）的生命体征变化及诱导和检查过程中不良反应（体动、呼吸抑制、SpO2下降等）的发生情况；记录检查过程中两组患儿丙泊酚的使用情况及检查时间、苏醒时间等，观察并记录苏醒期躁动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MAP和SpO2各时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T0时比较，两组患儿T3时心率均明显减慢（P=0.01），其余各时点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检查过程中D3组无患儿出现体动，D2组有7例患儿出现体动（P<0.01），两组均未见其他不良反应。两组患儿丙泊酚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检查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苏醒时间D3组明显长于D2组（P=0.01），苏醒期躁动发生率两组均为10%。 结论 3 μg/kg Dex在小儿两部位MRI检查前20 min经鼻滴注复合小剂量丙泊酚静脉推注可明显减少检查中体动的发生，提高此类检查效率，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目的 观察经椎弓根截骨术（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 PSO）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胸腰椎后凸畸形患者手术前后门齿距气管隆突距离（length of incisors to carina, LIC）及气管隆突距气管导管尖端距离（length of carina to the tip of the tracheal catheter, LCT）的变化。 方法 记录86例AS行PSO患者术前及术后的身高、颈椎活动度（cervical range of motion, CROM）、全脊柱最大Cobb角（global kyphosis, GK）以及颌眉角（chin‑brow vertical angle, CBVA）；分别在术前及术后于正中仰卧位下使用纤维支气管镜（fiberoptic bronchoscope, FOB）通过气管导管测量患者的LIC和LCT。 结果 与术前比较，86例患者术后身高明显增高，术后GK、CBVA明显减小（P<0.05）；患者术后CROM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6例患者术后LIC、LCT均较术前增长（P<0.05）。 结论 AS患者行后路截骨矫形手术后，气管导管尖端在气管内向声门方向移位，可适当延长气管插管深度。

目的 分析老年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危险因素，探究术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的水平与老年患者POD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全身麻醉下接受非心脏手术后的老年患者531例，年龄≥65岁。使用混淆评估法（the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CAM）每天2次评估术后3ｄ内POD发生情况。根据患者是否发生POD分为术后谵妄组和非术后谵妄组。主要观察POD的发生率，并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POD的危险因素。同时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进一步分析POD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125例（23.5%）患者发生POD。年龄［比值比（odds ratio, OR）=1.044，95％CI 1.006~1.048，P=0.025）］、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OR=1.189，95％CI 1.031~1.370，P=0.017）、Hb（OR=0.988，95％CI 0.977~0.999，P=0.039）、手术时间（OR=1.003，95％CI 1.000~1.005，P=0.043）、拔管时间（OR=1.028，95％CI 1.012~1.044，P=0.001）、术后入ICU（OR=2.222，95％CI 1.308~3.775，P=0.003）、术后NLR（OR=1.027，95％CI 1.000~1.054，P=0.048）是POD的独立危险因素。文化程度（P=0.061）、出血量（P=0.16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P=0.368）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术后NLR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分析，得出POD风险增加的术后NLR拐点值为11.85，将术后NLR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并代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校正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术后NLR拐点值>11.85者POD的风险明显增加［OR=2.019，95％CI 1.292~3.155，P=0.002］，同时将混杂因素进行PSM后显示，术后NLR水平升高使POD的发生风险增高（OR=1.033，95%CI 1.007~1.060, P=0.012）。 结论 对于非心脏手术后的老年患者，术后NLR水平升高增加POD的发生风险。

三叉神经心脏反射（trigemino‑cardiac reflex, TCR）是指在涉及第五对脑神经三叉神经的手术操作中，当心率和血压突然低于基线值20%的临床现象。听神经瘤切除术中常会因为三叉神经附近的手术操作和其他机械刺激而导致TCR，表现为突然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甚至心脏停搏。此例患者为一名52岁女性，在全身麻醉下行右侧听神经瘤切除术。肿瘤切除后，关颅前使用硫酸新霉素溶液冲洗时患者突然出现心动过缓，继而出现心脏停搏，术者停止操作后患者恢复心脏搏动，整个过程为15 s左右。通过此病例讨论术中TCR的相关因素，加深对TCR的进一步认识与思考。

神经外科手术中采用电生理监测技术可以帮助手术医师及时全面地判断麻醉状态下患者神经功能的完整性，提高手术操作者的术中决策力并最终降低手术致残率，其代替唤醒实验极为普遍。但此类监测并非没有风险，其中咬伤并发症发生率相对最高，可达0.63%。报道一例患者在运动诱发电位监测过程中发生舌咬伤，结合文献讨论其发生原因，旨在减少经颅电生理监测神经外科手术中此类并发症的发生。

舒更葡糖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γ‑环糊精类衍生物，可以快速拮抗非去极化肌松药所引起的神经肌肉阻滞。近年来关于舒更葡糖钠不良反应的报道越来越多，文章主要介绍舒更葡糖钠不良反应方面的研究新进展，包括最常见且最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术后肌松残余、过敏反应、凝血功能障碍、心血管作用、支气管痉挛和喉痉挛等，其他不良反应如术后恶心呕吐、肾排泄时间延长、线粒体依赖的神经细胞凋亡和金属味异常味觉等，为舒更葡糖钠在肌松拮抗领域的合理应用提供相应临床参考。

全球2%~4%的青少年罹患脊柱侧弯，其中进展严重的患者需接受脊柱侧弯后路矫形术。此类手术耗时长、创伤大、失血失液量多，因此优化术中液体管理策略，以避免术中液体超负荷或容量不足对发育阶段青少年重要器官的损害，是手术成功的关键之一。目前此类手术术中液体管理策略尚无定论。文章围绕青少年脊柱侧弯后路矫形术术中的输液及输血策略，包括容量监测指标、补液方式、液体种类、血液保护、输血指征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此类手术中液体管理进一步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液体治疗是围手术期液体管理的重点、难点，过与不及都可对机体组织造成损伤。机体对液体反应性是指导液体治疗管理的重点。文章综述了目前预测液体反应性常用指标的基本原理、影响因素、不同手术中的应用价值和局限性，从而为患者围手术期合理的液体治疗管理提供依据，选择合适的液体反应性预测指标，作出及早诊断和处理。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日益增多，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接受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及术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这些患者如果短期内需要接受非心脏手术将面临失血增加的危害，但是如果停止抗血小板治疗，围手术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风险和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将增加。文章针对上述问题就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患者术后抗凝治疗的主要药物、有效性及安全性、治疗时限、并发症、围手术期抗血小板药物的停用及桥接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对此类患者的围手术期安全提供帮助。

3D打印技术在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医学领域用途也十分广泛，包括三维成像、建模、外科手术规划、各种医学教育和培训。但是，3D打印在麻醉中的应用尚属起步阶段。文章主要介绍3D打印的基本状况，并讨论其在临床麻醉中的应用前景，包括麻醉方案规划、术前气道评估、定制个性化麻醉工具和气道工具。文章还讨论了3D打印在麻醉模拟教学中的应用，例如用于模拟气管插管、动静脉穿刺置管、椎管内麻醉以及超声引导神经阻滞。此外，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3D打印技术还为国内外麻醉医师提供了个人防护设备、面罩、口罩，甚至呼吸机。

胃内容物的反流与误吸是围麻醉期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的严重并发症。床旁超声技术对特殊人群胃容量的预测已被证明具有确切价值。文章综述了近年来床旁超声评估特殊人群（包括急诊、孕妇、儿童等不完全适用于目前禁饮禁食指南的患者）胃容量的研究进展，以推动其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工作。

围手术期低血压经常发生，是外科患者发生术后器官功能不全和死亡的重要促进因素。文章回顾近年来围手术期血压控制水平与器官损伤相关的文献研究，从而为围手术期血压管理目标提供参考以减少术后器官功能不全的发生。目前缺少围手术期血压控制目标的共识，血压控制目标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不应视为一个固定值。血压目标设定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器官有效灌注和改善微循环，有助于患者预后与结局。人群资料回顾性研究认为围手术期应维持MAP>65 mmHg（1 mmHg=0.133 kPa），并应结合具体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和并存疾病进行适当的血压调整。参考基础血压实行严格的个体化血压控制是较合理的血压控制方式，即维持血压波动幅度在基础值的10%~20%可能是最适合的血压控制目标。寻找敏感指标反映适宜血压控制的靶目标是必要的。

围生期多种因素均可能对母乳喂养施加影响，其中分娩镇痛可通过缓解疼痛、改善情绪或分娩镇痛药物本身等对母乳喂养产生作用。但目前关于此类研究资料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考虑分娩镇痛是一种符合生理的分娩方式，因此进行临床推广。文章通过简介当前分娩镇痛的临床研究现状，分别针对椎管内分娩镇痛、静脉分娩镇痛、吸入分娩镇痛、非药物性分娩镇痛等不同方式，分析其对母乳喂养产生的可能不利或获益，为分娩镇痛产妇的母乳喂养管理提供指导。

疼痛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但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研究表明Sigma‑1受体作为一种分子伴侣蛋白在疼痛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治疗疼痛的潜在靶点。文章围绕Sigma‑1受体的生理特性、在不同类型疼痛中的作用及与伤害性感觉相关离子通道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综述，为疼痛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C型凝集素（C‑type lectins, CTLs）是指一大类含有一个或多个C型凝集素样结构域的蛋白质超家族，在各类免疫细胞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参与机体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免疫调控等反应。CTLs作为一种模式识别受体，在调控机体抗微生物感染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综述CTLs在免疫细胞中的表达和功能，并总结CTLs家族在细菌、真菌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免疫中作用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研究与治疗各类微生物感染提供新的思路。

环状RNA（circular RNA, circRNA）是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一种非编码RNA，具有闭合环状结构，经过特殊剪切机制形成，在基因转录后水平发挥重要调控作用。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大量circRNA，与神经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及脑缺血后神经细胞损伤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脑缺血性疾病发生时，circRNA表达模式显著改变，然而目前对触发circRNA表达改变的因素及其调控网络却知之甚少。文章分析总结现有研究结果，详细描述了circRNA的形成机制、功能作用、在脑组织中的表达特点及其在脑缺血性损伤中的作用和研究进展。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及对circRNA临床应用研究的深入，circRNA有望成为脑缺血性疾病早期诊断治疗及评价预后的检查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