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饮茶习惯对老年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择期行腰硬联合麻醉下膝/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254例，依据术前访视情况分为饮茶组与非饮茶组（每组127例）。年龄>65岁，性别不限，体重50~80 kg，ASA分级Ⅰ、Ⅱ级。术前1 d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量表评估认知状态，术后1~7 d（或出院前）同一时间段于PACU采用意识错乱评估方法（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CAM）判断是否发生POD。采用ELISA法检测脑脊液中茶多酚、咖啡因的浓度。采用分光光度法检测脑脊液中乙酰胆碱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 AChE）、丁酰胆碱酯酶（butylcholinesterase, BuChE）的活性。经Logistic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饮茶习惯对老年患者POD的影响因素、预防和治疗价值。 结果 饮茶组POD发生率为8.62%，非饮茶组POD发生率为23.08%，POD总发生率为15.88%。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在调整年龄、性别、体重、手术时长和失血量后，每月饮茶量多［比值比（odds ratio， OR）=0.776，95%CI 0.569~0.847］、饮用绿茶（OR=0.801，95%CI 0.638~0.920）、每月饮用绿茶量多（OR=0.891，95%CI 0.626~0.934）、脑脊液中高浓度咖啡因（OR=0.933，95%CI 0.872~0.999）和茶多酚（校正后OR=0.803，95%CI 0.438~0.820）为POD的保护因素。ROC曲线分析表明：每月饮用绿茶量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0.843（P<0.001），脑脊液中咖啡因浓度AUC为0.914（P<0.001），茶多酚浓度AUC为0.932（P<0.001），三者对老年患者POD的预防和治疗价值较高。 结论 每月饮用绿茶量多、脑脊液中高浓度咖啡因和茶多酚是老年患者术后谵妄的保护因素，可能与饮茶习惯，尤其是饮用绿茶有关。

目的 观察唤醒麻醉技术对开颅手术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连续收集2018年10月—2019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行术中唤醒颅内肿瘤切除术患者（唤醒组），根据年龄、性别、手术入路及手术时间按照1∶1比例匹配全身麻醉行颅内肿瘤切除术患者（对照组）。通过住院病历系统采集两组患者资料，电话随访患者术后3个月的疼痛（慢性疼痛）情况。主要指标为患者术后在PACU、住院期间急性疼痛情况以及术后慢性疼痛发生情况。 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80例患者，其中唤醒组40例，对照组40例。唤醒组患者PACU期间及住院期间急性疼痛发生率低于对照组（50.0%比75.0%，P=0.021；50.0%比72.5%，P=0.039），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唤醒组在PACU期间中重度疼痛［疼痛数字评分法（Numeric Rating Scales, NRS）评分≥4分］比例小于对照组（7.5%比27.5%，P=0.019），住院期间中重度急性疼痛的比例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中度以上慢性疼痛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唤醒麻醉技术中以充分头皮神经阻滞为主的多模式镇痛能够显著缓解开颅术后急性疼痛，但是对于慢性疼痛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呼气末阻断（end expiratory obstruction, EEO）期间肱动脉峰流速变异度（brachial artery peak velocity variation, ΔVp）对老年患者术中容量反应性的预测作用。 方法 选择拟在全身麻醉下行择期胃肠手术的老年患者，ASA分级Ⅰ、Ⅱ级，心功能Ⅰ、Ⅱ级，麻醉诱导后所有患者先后进行EEO试验和容量负荷（volume expansion, VE）试验，记录EEO前、EEO期间、VE前、VE后的MAP、心率、CVP等血流动力学指标，计算各指标实验前后差值（Δ），记录EEO开始前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V）。在EEO开始时、扩容前超声测量肱动脉峰流速并计算ΔVp。将扩容后每搏量增加值（increment rate of stroke volume, ΔSV）≥15%的患者纳入有反应组，<15%的患者纳入无反应组；共纳入84例患者，有反应组43例，无反应组41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评价各指标对容量反应性的预测作用。 结果 EEO试验前后和VE试验前后有反应组ΔMAP、ΔSV高于无反应组（P<0.05），心率差值（ΔHR）、ΔCVP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EO试验前有反应组SVV高于无反应组（P<0.05）。有反应组EEO期间ΔVp和VE前ΔVp高于无反应组（P<0.05）。EEO试验前后ΔMAP、ΔHR、ΔCVP，EEO试验期间ΔVp及EEO前SVV预测容量反应性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0.862、0.615、0.514、0.524、0.797；VE试验前后ΔMAP、ΔHR、ΔCVP及VE前ΔVp预测容量反应性的AUC分别为0.667、0.521、0.542、0.779。EEO期间ΔVp≥30.2%为截断值，敏感度91.1%，特异性81.8%，EEO前SVV≥8.7%为截断值，敏感度84.5%，特异性73.4%，VE前ΔVp≥27.6%为截断值，敏感度81.5%，特异性72.8%。 结论 本研究中，EEO期间ΔVp≥30.2%可对老年患者术中患者容量反应性进行有效预测。

目的 分析下腔静脉呼吸变异度（inferior vena cava respiratory variation index, IVC‑RVI）预测膝关节镜手术驱血引起的容量变化，为临床预测驱血所引起容量变化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间全身麻醉下膝关节镜手术患者85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使用驱血带进行驱血。记录所有患者驱血前IVC‑RVI和驱血前后的心率、MAP、每搏输出量（stroke volume, SV）。以每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bility, SVV）≥15%作为评价有容量反应性的金标准，将所有患者分为有容量反应性（CR）组和无容量反应性（NCR）组。分析IVC‑RVI与SVV相关性，绘制IVC‑RVI预测CR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Youden指数、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患者IVC‑RVI与SVV呈线性正相关关系（r=0.655，P<0.05）。IVC‑RVI预测CR的AUC为0.899（95%CI=0.835~0.963, P<0.05）。IVC‑RVI预测切点为17.3%，预测敏感度79.2%，特异性86.5%。 结论 全身麻醉下膝关节镜手术中，IVC‑RVI可有效预测驱血所引起容量变化，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颈动脉狭窄复合手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联合血管内治疗）术后并发症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2018年7月在北京天坛医院经复合手术行颈动脉血运重建的53例患者临床资料，从病历系统中获取个人基本信息、手术时长、术中麻醉管理、术后并发症、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长、住院费用等相关信息；主要结局指标采用复合终点指标，即发生术后任何一种重要器官并发症，次要结局指标为住院时长、ICU停留时间、住院费用。应用易侕统计软件与R软件对术后并发症及相关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颈动脉血运重建成功率94.3%。术后10例（18.87%）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4例（7.55%）出现呼吸系统并发症，2例（3.77%）发生心脏并发症，1例（1.89%）出现肾脏并发症，合计13例（24.53%）患者发生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术后并发症组患者年龄［中位数，67.0（63.0，76.0）岁］显著高于无术后并发症组［61.0（55.0，66.5）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对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可能影响患者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的发生率（P=0.010），比值比（odds ratio，OR）=1.13（95%CI 1.03~1.24）。调整混杂因素后，全凭静脉麻醉（total intravenous anesthesia, TIVA）组中年龄是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OR=1.20，95％CI 1.02~1.42），而静吸复合麻醉组中年龄不影响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论 经复合手术平台行颈动脉血运重建具有较高的成功率，TIVA时年龄是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静吸复合麻醉时年龄不影响术后重要器官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的 探讨磷酸化叉头框O4型（phosphorylated forkhead box subtype O4, p‑FoxO4）在H9c2心肌细胞缺氧/复氧（hypoxia/reoxygenation, H/R）损伤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H9c2细胞正常培养24 h后，均匀接种于6孔板中，密度为4.5×105个/ml，每组≥3次重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对照组（Control组）、缺氧1 h复氧1 h组（H1R1组）、缺氧1 h复氧3 h组（H1R3组）和缺氧1 h复氧6 h组（H1R6组）。采用细胞增殖‑毒性检测法检测4组细胞相对存活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法检测叉头框O4型（forkhead box subtype O4, FoxO4）、Bcl‑2细胞死亡的相互作用介质（Bcl‑2 interacting mediator of cell death, Bim）、B淋巴细胞瘤‑2基因（B‑cell lymphoma‑2, Bcl‑2）和Bcl‑2相关X蛋白（Bcl2‑Associated X, Bax）的mRNA含量，以此确定最佳H/R时间点。Control组与H1R1组分别通过Hoechst染色检测细胞凋亡程度，Western blot法检测FoxO4、p‑FoxO4、Bim、Bcl‑2和Bax蛋白含量。将6~8周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每组3只）：假手术组（sham组）、缺血30 min再灌注3 h组（R3组）、缺血30 min再灌注6 h组（R6组）、缺血30 min再灌注12 h组（R12组）、缺血30 min再灌注24 h组（R24组）。采用qPCR法检测结扎小鼠左前降支后导致缺血的左心室前壁的FoxO4、Bim、Bcl‑2和Bax的mRNA含量。 结果 与Control组比较，H1R1组、H1R3组和H1R6组细胞相对生存率下降，H1R1组最低（P<0.05）；与H1R1组比较，H1R3组和H1R6组细胞相对存活率升高（P<0.05）；与H1R3组比较，H1R6组细胞相对存活率升高（P<0.05）。与Control比较，H1R1组、H1R3组、H1R6组FoxO4 mRNA表达增加（P<0.05），H1R1组Bim mRNA表达增加（P<0.05），H1R1组Bcl‑2 mRNA表达降低（P<0.05），H1R1组Bax mRNA表达增加（P<0.05），H1R3组、H1R6组Bax mRNA表达减少（P<0.05）；与H1R1组比较，H1R3组、H1R6组Bim mRNA表达和Bax mRNA表达降低（P<0.05）。与Sham组比较，R12组、R24组FoxO4 mRNA含量增加（P<0.05），R6组Bim mRNA减少（P<0.05），R24组Bim mRNA含量增加（P<0.05），R3组、R12组、R24组Bcl‑2 mRNA含量减少（P<0.05）；R6组和R24组Bax mRNA含量增加（P<0.05）；与R3组比较，R12组和R24组FoxO4 mRNA含量增加（P<0.05），R12组和R24组Bim mRNA含量增加（P<0.05），R6组、R12组和R24组Bax mRNA含量增加（P<0.05）。与R6组比较，R12组和R24组FoxO4 mRNA含量及Bim mRNA含量增加（P<0.05）；与R12组比较，R24组FoxO4 mRNA、Bim mRNA、Bax mRNA含量增加（P<0.05）。与Control组比较，H1R1组出现较多核固缩、高亮的凋亡细胞，凋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Control组比较，H1R1组FoxO4、p‑FoxO4、Bim、Bax蛋白含量增高，Bcl‑2蛋白含量降低（P<0.05）。 结论 p‑FoxO4可能通过调控细胞凋亡内在途径参与H9c2心肌细胞的H/R损伤。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双侧竖脊肌平面阻滞（erector spinae plane block, ESPB）在儿童漏斗胸Nuss手术的应用和对术后镇痛的影响。 方法 行择期漏斗胸Nuss手术的患儿60例，年龄6~12岁，ASA分级Ⅰ、Ⅱ级，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竖脊肌平面阻滞组（E组）和对照组（C组），每组30例。两组患儿均采用相同的麻醉诱导及维持方案，E组于麻醉诱导后手术开始前30 min行双侧T5水平的ESPB，C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记录两组患儿诱导前（T1）、手术开始后0.5 h（T2）和术后2 h（T3）时的血皮质醇水平，术后2、4、6、12、24、48 h的疼痛相关行为学评分法（Face, Legs, Activity, Cry, and Consolability, FLACC）评分，PACU复苏情况（机械通气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术中用药（丙泊酚和瑞芬太尼）情况，术后镇痛情况［患者自控镇痛（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泵按压次数、补救镇痛例数］及不良反应（恶心呕吐、呼吸抑制）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T2、T3时血皮质醇水平较T1升高（P<0.05），E组T3时血皮质醇水平低于C组（P<0.05）。E组术后2、4、6、12 h FLACC评分低于C组（P<0.05）。E组术中丙泊酚用量、术中瑞芬太尼用量、机械通气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PCA泵按压次数和补救镇痛例数低于C组（P<0.05）。其余指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ESPB用于儿童漏斗胸Nuss手术能有效抑制术后应激反应，提供良好的术后镇痛，缩短PACU停留时间。

目的 评价心脏超声心动图四个基本切面法教学在麻醉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过程中的有效性。 方法 选择参加南方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在院住院医师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超声心动图标准切面的4个基本切面（左室流入流出道、右室流入流出道、左室短轴切面、心尖四腔心切面）对住院医师进行培训，根据参加培训的次数将住院医师分为3组（31名）：空白组（未参加培训，7名）、对照组（参加1次培训，10名）、实验组（参加>1次培训，14名）。观察各组住院医师在不同年级的分布情况。记录利用模型评价准确采集4个基本切面的人数，记录全部及50%正确诊断6个围手术期低血压临床模拟病例（包括心力衰竭、心包填塞、血容量不足、主动脉瓣严重狭窄、 主动脉夹层、左室前壁运动异常）的人数。 结果 各组住院医师在不同年级的分布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正确采集4个基本切面的住院医师人数多于对照组（P<0.05）；各组临床模拟病例全部做出正确诊断的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50%病例正确诊断人数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住院医师接受两次培训后，采集超声心动图4个基本切面图像的正确率更高。利用超声心动图进行围手术期低血压模拟病例病因学诊断的准确率更高。

目的 探讨视觉预处理对预防眼科手术患儿全身麻醉苏醒期谵妄的效果。 方法 择期行全身麻醉下双眼睑板腺囊肿切除术患儿132例，ASA分级Ⅰ、Ⅱ级，年龄2~6岁，体重11~21 kg，性别不限。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3组：视觉预处理组（A组），患儿术前2 d接受眼罩覆盖双眼≥2 h/d；药物处理组（B组），患儿麻醉诱导时接受0.5 μg/kg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泵注15 min；对照组（C组），患儿以B组方式泵注生理盐水。观察并记录3组患儿术前改良耶鲁焦虑（the modified Yale Preoperative Anxiety Scale, m‑YPAS）评分、手术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PACU疼痛发生率、谵妄发生率、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分别于麻醉诱导前、术后1 h测定各组患儿的血浆皮质醇（cortisol, Cor）、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血糖（blood glucose, Glu）、心率和MAP。 结果 3组患儿术前m‑YPAS评分、手术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PACU疼痛发生率、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C组患儿拔管时间短于B组（P<0.05）；A组、B组患儿PACU停留时间和谵妄发生率低于C组（P<0.05），但A组、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麻醉诱导前3组患儿Cor、NE、Glu、心率、MA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 h，A组和B组Cor、NE、心率、MAP低于C组（P<0.05），但A组和B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Gl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前使用眼罩对双眼睑板腺囊肿手术患儿进行视觉预处理，能降低全身麻醉苏醒期谵妄发生率，减轻应激反应，与使用Dex效果相似，且拔管时间更短。

目的 针对喉罩（laryngeal mask airway, LMA）在咽喉中置入后的气体泄露现象，使用交互式医学图像控制系统（materialise's interactive medical image control system, MIMICS）建立喉罩置入咽喉腔（pharyngolaryngeal cavity, PLC）中的3D模型（PLC‑LMA模型），利用此模型研究LMA、PLC形态变化以及两者的间隙。 方法 利用CT技术获取充满状态的LMA置入PLC的数据，同时获取离体LMA和正常颈部的数据，并将数据导入MIMICS。利用该软件建立LMA模型、PLC模型、PLC‑LMA模型。 结果 将PLC模型、PLC‑LMA模型进行对照后发现：在LMA置入后，舌骨和甲状软骨的形状和位置发生了变化，PLC变化较大。插入LMA后，梨状窝、咽后壁缝隙、LMA气囊口咽端的凹陷处是潜在的气体泄漏通道，机械通气引起的气体泄漏可能从这里进入口咽和鼻咽。 结论 计算机辅助三维模型能清晰显示PLC插入LMA前后两者的形变和位移，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如何选择LMA型号和改进LMA的方法。

目的 了解肺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神经认知障碍（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PND）的发生率，探究PND的危险因素及其模型预测效能。 方法 选择2019年6月—2020年5月于无锡市人民医院行肺移植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于术前1 d和术后第7天、1个月、3个月分别接受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MSE）量表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量表检测判定是否发生PND，根据是否发生PND分为非PND组和PND组。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围手术期情况［包括ASA分级、入室肺动脉压、供肺冷缺血时间、体外膜氧合器（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or, ECMO）使用、肺动脉阻断时间、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术中总输液量、术中总输血量、去甲肾上腺素用量、术中Hb下降率等］、术后入ICU后ECMO转流时间、拔管时间、ICU滞留时间、术后前3 d乳酸值等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肺移植患者术后第7天发生神经认知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检验相关模型对PND的预测效能。 结果 共纳入101例患者，术后第7天PND发生率为32.7%（33/101），术后1个月PND发生率降至14.9%（15/101），术后3个月PND发生率为8.9%（9/101）。在单因素分析中，术后第7天PND组供肺冷缺血时间、ECMO的使用、术后ECMO转流时间、ICU滞留时间和术后第2天乳酸值高于非PND组；术后1个月时PND组术后ECMO转流时间高于非PND组；术后3个月时PND组ICU滞留时间高于非PND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供肺冷缺血时间和ICU滞留时间是肺移植患者术后第7天发生PND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第7天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0.709（95%CI 0.603~0.815，P<0.01），预测PND敏感度为45.5%，特异性为88.2%。 结论 肺移植患者术后第7天、1个月、3个月PND发生率分别为32.7%、14.9%和8.9%，供肺冷缺血时间和ICU滞留时间是肺移植患者术后第7天发生PND的早期危险因素。

老年患者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接受择期腹腔镜手术的数量不断增加。腹腔镜手术具有微创优势的同时，CO2气腹及患者体位亦明显影响呼吸和循环功能，要求麻醉医师合理调控并需要麻醉医师和外科医师良好的沟通协作。该例患者有明确的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病史、术前筛选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血栓栓塞的高危因素，准确的手术时机和手术禁忌的判断、准确的风险干预、多学科协作保证了患者的围手术期安全。术前该患者不全性肠梗阻经保守治疗缓解，预后良好，为该病例的讨论提供了良好背景。

氯胺酮在麻醉方面的作用与机制已经被广泛研究和报道。近年研究发现，氯胺酮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可作为炎症反应和应激诱导免疫紊乱的一种调节剂，在炎症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正负调节作用。文章主要针对氯胺酮在脓毒症及炎症性疾病中的抗炎、促炎作用及机制进行综述，为氯胺酮的临床转化应用提供新的靶点、方法和策略。

随着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理念的提出与舒适化医疗的践行，围手术期疼痛管理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麻醉医师在围手术期疼痛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三大挑战，即如何提供有效的镇痛治疗，如何预防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如何避免药物滥用成瘾的问题。文章就近年来低阿片化麻醉在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包括联合应用多种非阿片类镇痛药物及区域麻醉等技术形成一种新的复合型麻醉模式，有利于减少围手术期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从而减少相关不良反应。围手术期实现低阿片化麻醉将更趋于达到舒适化麻醉与镇痛，并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可以探测到神经振荡信息，在全身麻醉过程中，大脑功能和有效的区域间连接、意识网络拓扑结构和区域间相互作用的时空动力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EEG结合功能影像学研究为探索麻醉药物机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文章回顾了3种静脉麻醉药［丙泊酚、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和氯胺酮］和3种吸入麻醉药（七氟醚、异氟醚、地氟醚）的神经药理学机制，分别总结了全身麻醉药物的脑电特征以及相应大脑功能的改变（如连通性下降、复杂度降低和空间网络改变等）。同时，麻醉药物的EEG特征研究对理解大脑觉醒环路的神经生理学机制提供帮助。

上消化道内镜操作采用麻醉和镇静，在提高患者舒适度的同时也增加了气道梗阻、呼吸抑制以及低氧血症的风险。目前，各种通气设备相继出现，提高了无痛上消化道内镜操作的安全性。通气设备均能有效减少无痛上消化道内镜诊疗术术中低氧血症的发生，但如何个体化选择不同通气装置是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研究的方向。文章将通过对常用消化道内镜通气设备进行综述，包括经鼻通气设备、经口通气设备和体外通气设备，展示各种通气设备的类型，阐述每种设备的特点和优劣势，为临床选择适宜通气设备提供参考。

围手术期神经认知功能障碍（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PND）包括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和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目前的评估方法主要依靠量表，尚无金标准。文章通过对传统的纸笔评估量表和近年来基于计算机的评估技术进行综述，为临床科研实践中量表的选择提供参考。传统的纸笔评估量表目前依然广泛应用，同时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评估方法逐渐得到推广应用，针对不同患者群体选择几种量表组合评估，以达到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性是重要的方法。

患儿在术前经常出现严重的焦虑和痛苦，这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考虑到应用镇静药物来缓解术前焦虑可能产生不良反应及影响术后功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转向非药物干预来减轻患儿的术前焦虑水平。文章对目前所采取的主要的几种非药物干预措施，如加强术前准备教育、分散患儿注意力、家长陪伴诱导及音乐疗法、催眠等的现阶段研究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综述，旨在为未来寻找减轻小儿术前焦虑、推动小儿舒适化医疗发展的可能措施提供新的思路。

随着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广泛普及，超声引导下行区域神经阻滞成为围手术期镇痛的有效方法之一，目前该方法已在剖宫产术后镇痛中广泛应用。文章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对腹横肌平面阻滞（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 TAPB）、腰方肌阻滞（quadratus lumborum block, QLB）、髂腹下‑髂腹股沟神经阻滞（iliohypogastric and ilioinguinal nerve block, IINB）及腹腔内注射局部麻醉等剖宫产术后镇痛常用的几种区域神经阻滞方法的应用效果进行比较，旨在为临床疼痛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在医学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文章对有关AI在麻醉学中应用研究进行汇总，AI在麻醉学应用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监测、自动评估麻醉深度、麻醉药物自动给药系统及自动超声图像处理方面。AI有可能影响麻醉的临床实践，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和技术的发展，麻醉医师提供基于实践的见解可帮助AI的进一步发展。

在整个棘球蚴病的进程中，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s）及其相关细胞因子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以及特异性转录因子蛋白叉头盒P3（forkhead box P3, Foxp3）在棘球蚴病患者体内呈现高表达状态，有助于免疫耐受形成。文章主要介绍Tregs及其相关细胞因子介导的免疫耐受在棘球蚴所致过敏反应中的作用特点及相关机制，阐述Tregs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变化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为棘球蚴所致过敏反应的具体机制及预防策略提供更深层次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