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麻醉恢复期肌松残余是导致麻醉后并发症的常见原因。目前临床多使用肌松拮抗剂来避免或减少肌松残余的发生，国内常用的肌松拮抗剂为胆碱酯酶抑制剂如新斯的明。但新斯的明可产生毒蕈碱样反应，如心率减慢、气道分泌物增多等副作用，严重时心率减慢可引起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因此，需同时应用抗胆碱能药来拮抗新斯的明副作用。

术后胃肠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POGD）是继发于手术、创伤、休克及其他全身性病变的一种胃肠道急性病理生理改变，以胃肠道黏膜损害、屏障功能破坏以及胃肠道运动障碍为主要特征。临床上POGD可表现为恶心、呕吐、腹胀、排气或排便延迟、肠梗阻、消化道出血，甚至可引起肠源性感染及继发性多器官功能障碍。研究表明，外科ICU中62%的术后患者存在POGD，其中近20%的患者合并3种或3种以上胃肠道症状或体征[1]。美国一项涉及16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腹部手术后POGD 的发生率为19%，患者一旦出现POGD，将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甚至增加术后病死率；美国每年由于POGD增加的医疗支出高达14.6 亿美元[2]。因此，针对POGD 进行早期诊断、预防和治疗是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急危重症患者手术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探讨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Nrf2）在糖尿病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MI/RI）中对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1（dynamin‑related protein 1, Drpl）相关线粒体裂变的调控及富马酸二甲酯（dimethylfumarate, DMF）的保护作用。 方法 选择健康雄性SD大鼠制备糖尿病大鼠模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糖尿病模型制备成功的60只大鼠分为4组（每组15只）：假手术组（S组）、心肌缺血/再灌注组（MI/R组）、DMF+心肌缺血/再灌注组（R组）、DMF+ML385+心肌缺血/再灌注组（RE组）。R组、RE组术前7 d进行DMF 25 mg/kg灌胃，1 次/d，连续7 d；S组与MI/R组行等容量生理盐水灌胃。RE组于缺血前30 min腹腔注射ML385 30 mg/kg。MI/R组、R组和RE组采用结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30 min，恢复灌注120 min的方法制备糖尿病大鼠MI/RI模型；S组只穿线不结扎。记录4组大鼠心率、左心室收缩压（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LVSP）、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s, LVEF）和左心室短轴缩短率（fractional shortening,FS）；ELISA法检测血清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MB, CK‑MB）、心肌肌钙蛋白I（cardiac troponin I, cTnI）含量，检测心肌组织中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H‑E染色光镜下观察心肌病理学结果；2，3，5‑三苯基氯化四氮唑（2，3，5‑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 TTC）染色法测定心肌梗死面积；RT‑PCR法检测心肌Nrf2、Drp1 mRNA水平；Western blot法检测心肌Nrf2、Drp1蛋白水平；电子显微镜评估心肌线粒体形态学改变。 结果 与S组比较，MI/R组、R组、RE组心率、LVSP、LVEF、FS下降（P<0.05），LDH、CK‑MB、cTnI、MDA和ROS含量增加（P<0.05），SOD活性降低（P<0.05），心肌病理学损伤加重，心肌梗死面积增加（P<0.05），Nrf2、Drp1 mRNA及蛋白水平上调（P<0.05），心肌线粒体裂变增加；与MI/R组比较，R组心率、LVSP、LVEF、FS增加（P<0.05），CK‑MB、LDH、cTnI、MDA和ROS含量降低（P<0.05），SOD活性增加（P<0.05），心肌病理学损伤减轻，心肌梗死面积减少（P<0.05），Nrf2 mRNA及蛋白水平上调（P<0.05），Drp1 mRNA及蛋白水平下调（P<0.05），心肌线粒体裂变减少；与R组比较，RE组心率、LVSP、LVEF、FS下降（P<0.05），LDH、CK‑MB、cTnI、MDA和ROS含量增加（P<0.05），SOD活性降低（P<0.05），心肌病理学损伤加重，心肌梗死面积增加（P<0.05），Nrf2 mRNA及蛋白水平下调（P<0.05），Drp1 mRNA及蛋白水平上调（P<0.05），心肌线粒体裂变增加。 结论 在糖尿病大鼠MI/RI中，DMF可激动Nrf2调控Drp1相关的线粒体裂变发挥其心肌保护作用。

目的 评价全凭静脉麻醉和全凭吸入麻醉对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外周血辅助性T细胞亚型及相关细胞因子［IL‑17A、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IL‑6、IL‑10］的影响。 方法 选择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浸润性乳腺癌患者60 例，ASA分级Ⅰ、Ⅱ级，年龄35~75岁，肿瘤TNM分期Ⅰ、Ⅱ级，BMI 18.5~28.0 kg/m2，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丙泊酚全凭静脉麻醉组（静脉组）和七氟醚吸入麻醉组（吸入组），每组30例。麻醉诱导：静脉组选用咪达唑仑0.04 mg/kg，芬太尼6 [μ]g/kg，丙泊酚1.5~2.0 mg/kg，苯磺酸顺阿曲库铵0.3 mg/kg；吸入组选用依托咪酯0.2 mg/kg替代丙泊酚，其余诱导用药同静脉组。静脉组采用微量泵靶控输注（target‑controlled infusion, TCI）模式持续输注丙泊酚维持麻醉，靶控浓度3~4 mg/L；吸入组持续吸入1.5%~2.0%浓度的七氟醚；维持BIS 40~60。两组患者分别于入手术室后麻醉诱导前（D0，术前）、术后第1天（D1）、术后第3天（D3）采集外周静脉血3 ml，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绝对计数及相对计数，流式液相多重蛋白定量法检测血浆中IL‑17A、IFN‑γ、IL‑6和IL‑10浓度。 结果 与D0比较：两组患者D1外周血中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绝对计数及相对计数降低，IL‑17A、IL‑6浓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3时均基本恢复至D0水平。与吸入组比较：静脉组患者D1时IL‑17A、IL‑6浓度较低（P<0.05），其余指标相同时间点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丙泊酚全凭静脉麻醉和七氟醚全凭吸入麻醉对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围手术期外周血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的含量无明显影响；相较于全凭吸入麻醉，全凭静脉麻醉可抑制IL‑17A、IL‑6的过度表达，可能有利于减轻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炎性反应。

目的 探讨依托咪酯对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诱导心肌细胞炎症、凋亡的影响及其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将体外培养的大鼠心肌细胞H9c2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每组3个复孔，每组实验重复3次）：正常对照组（Con组）、脂多糖组（LPS组）、脂多糖+20 μmol/L依托咪酯组（E‑L组）、脂多糖+50 μmol/L依托咪酯组（E‑M组）、脂多糖+100 μmol/L依托咪酯组（E‑H组）。Con组正常培养，LPS组加入含浓度1 mg/L LPS的杜氏改良培养基（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 DMEM）培养24 h，E‑L组、E‑M组、E‑H组分别使用不同浓度（20、50、100 μmol/L）依托咪酯与1 mg/L LPS的DMEM培养液培养24 h。再次选取正常培养的心肌细胞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3个复孔，每组实验重复3次）：脂多糖+100 μmol/L依托咪酯+anti‑微RNA（microRNA, miR）‑NC组（anti‑miR‑NC组）和脂多糖+100 μmol/L依托咪酯+anti‑miR‑214‑3p组（anti‑miR‑214‑3p组）。anti‑miR‑NC组和anti‑miR‑214‑3p组分别将anti‑miR‑NC和anti‑miR‑214‑3p转染至心肌细胞，加入含有100 μmol/L依托咪酯与1 mg/L LPS的DMEM培养液培养24 h。ELISA法检测TNF‑α、IL‑6、IL‑1β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检测miR‑214‑3p与转导素β1X连锁受体蛋白质1（transducin β‑like 1X related protein 1, TBL1XR1）的表达量，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miR‑214‑3p与TBL1XR1的靶向调控关系，Western blot法检测TBL1XR1、B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 Bcl‑2）相关蛋白（Bcl‑2‑associated X protein, Bax）、Bcl‑2的表达量。 结果 与Con组比较，LPS组TNF‑α、IL‑6、IL‑1β、Bax水平以及细胞凋亡率、TBL1XR1 mRNA表达升高（P<0.05），Bcl‑2蛋白水平和miR‑214‑3p表达降低（P<0.05）；与LPS组比较，E‑L组、E‑M组、E‑H组TNF‑α、IL‑6、IL‑1β、Bax水平以及细胞凋亡率、TBL1XR1 mRNA表达呈剂量依赖性降低（P<0.05），Bcl‑2蛋白水平和miR‑214‑3p表达呈剂量依赖性升高（P<0.05）；E‑L组、E‑M组、E‑H组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iR‑214‑3p可负向调控TBL1XR1的表达（P<0.05）。与anti‑miR‑NC组比较，anti‑miR‑214‑3p组TNF‑α、IL‑6、IL‑1β、Bax水平以及细胞凋亡率升高（P<0.05），Bcl‑2蛋白水平降低（P<0.05）。 结论 依托咪酯可通过调控miR‑214‑3p/TBL1XR1分子轴从而抑制LPS诱导的心肌细胞炎症及凋亡。

目的 研究新型融合蛋白——蛋白转导结构域（protein transduction domain, PTD）4‑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1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MI/RI）大鼠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 LDH）及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的影响，探讨PTD4‑SOD1对再灌注心肌的保护作用。 方法 40只SPF级雄性SD大鼠，体重（330[±]20）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假手术组（S组）、MI/RI组、SOD1蛋白组（SOD1组）、PTD4‑SOD1融合蛋白组（PTD4‑SOD1组），每组10只。S组只穿线不结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LAD），其余3组均通过结扎与松解LAD的方法制备大鼠MI/RI模型，缺血30 min，再灌注120 min。S组、MI/RI组在再灌注的同时通过尾静脉分别注射0.9%氯化钠注射液（1 ml）， SOD1组在再灌注的同时通过尾静脉注射SOD1蛋白500 μg（1 ml），PTD4‑SOD1组在再灌注的同时通过尾静脉注射PTD4‑SOD1 500 μg（1 ml）。再灌注结束时通过左心室采血5 ml，后快速摘取心脏。分别使用免疫荧光检测PTD4‑SOD1在大鼠MI/RI模型中的穿膜能力，比色法检测CK、LDH的含量，硫代巴比妥酸（thiobarbituric acid, TBA）染色法检测MDA的含量。 结果 免疫荧光结果显示，S组、MI/RI组、SOD1组均没有代表融合蛋白的荧光出现，PTD4‑SOD1组出现荧光。与S组比较，其余3组CK、LDH和MDA含量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I/RI组CK、LDH、MDA含量与SOD1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TD4‑SOD1组CK、LDH、MDA含量较MI/RI组和SOD1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TD4与SOD1重组后表达纯化的PTD4‑SOD1能显著降低血清CK、LDH和MDA值，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实现了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目的 探讨神经刺激仪引导下C2、C3脊神经后内侧支阻滞联合牛痘疫苗接种家兔炎症皮肤提取物注射液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诊断为颈源性头痛的患者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患者均行神经刺激仪引导下C2、C3脊神经后内侧支阻滞治疗，联合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同时配合牛痘疫苗接种家兔炎症皮肤提取物注射液肌内注射。在治疗前和治疗后1 d、7 d、14 d、1个月、3个月分别采用VAS疼痛评分评定患者的疼痛程度，VAS加权计算法评定疼痛缓解程度。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7 d、14 d、1个月和3个月，联合治疗组［（2.3±1.1）分、（1.5±0.6）分、（1.3±0.5）分、2.1±1.2）分］VAS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3.5±1.2）分、（3.8±1.1）分、（4.0±1.5）分、（4.3±1.7）分］（P<0.05）。治疗后7 d、14 d、1个月和3个月，联合治疗组（80%、92%、94%、88%）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65%、58%、55%、50%）（P<0.05）。 结论 神经刺激仪引导下C2、C3脊神经后内侧支阻滞联合牛痘疫苗接种家兔炎症皮肤提取物注射液治疗颈源性头痛作用持久稳定，疗效确切。

目的 探讨老年腹腔镜胃肠肿瘤手术患者术前长期睡眠障碍与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关系。 方法 选择择期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胃肠肿瘤手术的老年患者200例，性别不限，年龄65~85岁，ASA分级Ⅱ、Ⅲ级。术前24 h内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量表评估患者近一个月的睡眠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术中失血量、补液量、尿量等相关情况及术后康复情况。术后第1天~第7天每天采用意识模糊评估量表评估患者是否发生POD，根据是否发生POD，分为谵妄组（POD组，35例）和非谵妄组（NPOD组，150例）。分析患者发生POD的相关危险因素，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判断术前长期睡眠障碍与POD的关系。 结果 POD组术前PSQI量表评分及合并酗酒史、脑梗死病史、术前长期睡眠障碍的患者比例高于NPOD组（P<0.05）。POD组较NPOD组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延长（P<0.05）。两组患者其余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长期睡眠障碍和酗酒是PO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术前长期睡眠障碍可能导致老年腹腔镜胃肠肿瘤手术患者POD的发生，术前纠正睡眠障碍对于POD的早期预防有一定意义。

目的 观察羟考酮术后镇痛对老年患者术后早期认知功能和神经损伤标记物水平的影响。 方法 全身麻醉下行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老年患者11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3例）和羟考酮组（59例），两组患者术后分别使用舒芬太尼和羟考酮进行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于术前1 d及术后1、2、3 d检测患者血浆S‑100β蛋白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水平；术前1 d及术后7、30 d应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估患者认知功能；记录患者术后2、6、12、24、48 h的VAS疼痛评分，术后48 h内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皮肤瘙痒的发生率及术后7、30 d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发生率。 结果 与术前1 d比较，两组患者术后7 d MoCA评分降低（P<0.05）。术后7 d羟考酮组MoCA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比较，羟考酮组术后48 h内PONV、皮肤瘙痒发生率及术后7 d POCD发生率降低（P<0.05）。与术前1 d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2、3 d血浆S‑100β蛋白、NSE水平升高（P<0.05）。术后2、3 d羟考酮组血浆S‑100β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1、2、3 d，羟考酮组患者血浆NSE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羟考酮用于老年患者术后镇痛可能具有一定脑保护作用，提高患者术后舒适性，改善术后早期认知功能。

目的 探讨术中液体加温（intraoperative fluid warming, IFW）对老年脊柱手术患者术后加速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的影响。 方法 纳入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就诊的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老年（≥65岁）手术患者107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例分为2组：术中使用常温液体组（Control组，54例）和术中液体加温组（IFW组，53例），分别记录患者麻醉诱导前、麻醉诱导后、手术开始后1 h和手术结束时4个时间点的体温变化和术中出血量、输液量、输血量、术后寒战发生率、PACU停留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 结果 与Control组比较，IFW组患者手术开始1 h（t=11.86，P<0.05）和手术结束时（t=10.08，P<0.05）的体温下降幅度较小，术中出血量（t=4.708，P<0.05）、输液量（t=3.531，P=0.023）和输血量（t=4.132，P=0.031）显著减少，术后寒战的发生率也明显降低（χ2=7.96，P<0.05），IFW组患者PACU停留时间（t=3.416, P<0.05）和术后住院时间（t=5.394，P<0.05）显著缩短。 结论 IFW可显著缩短老年脊柱手术患者PACU停留时间和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加速康复。

目的 建立肾癌合并静脉癌栓患者住院期间术后并发症的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行肾癌根治术及静脉癌栓取出术的183例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筛选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使用R软件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价模型的区分度；采用加强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计算经乐观值调整后的C⁃index，并绘制校准曲线和计算调整后Brier⁃score评估模型的校准度。 结果 本研究中患者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36.6%（67/183）。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术前Mayo分级高［比值比（odds ratio, OR）=2.27，95%CI 1.09~4.70，P=0.028］、肝酶升高（OR=8.62，95%CI 1.88~39.57，P=0.006）、进行急性等容自体血液稀释（OR=2.50，95%CI 1.05~5.94，P=0.039）、术中使用CPB（OR=10.20，95%CI 2.62~39.65，P=0.001）和乳酸峰值高（OR=1.62，95%CI 1.05~2.49，P=0.030）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OR=0.30，95%CI 0.12~0.75，P=0.010）、术前白蛋白高（OR=0.90，95%CI 0.82~0.98，P=0.020）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保护因素。以上述因素构建的术后并发症预测模型，其区分度较高（粗C⁃index=0.837，95%CI 0.776~0.899）；内部验证显示，该模型经乐观值调整后的C⁃index为0.779，调整后Brier⁃score为0.189，结合校正曲线，表明该模型的区分度及校准度均较好。 结论 基于男性、术前白蛋白、Mayo分级、肝酶升高、使用急性等容血液稀释、术中CPB及乳酸峰值建立的术后并发症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及校准度，便于临床使用。

目的 探讨全身麻醉眼科手术患儿术后新发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2015年2月—2020年1月择期行全身麻醉下眼科手术的患儿96例，根据术后SpO2分为正常氧合组（54例）和低氧血症组（42例）。对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将单因素分析中P<0.2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儿术后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低氧血症组胎龄低于正常氧合组（P<0.05），合并基础疾病、术前哭闹比例高于正常氧合组（P<0.05）。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低胎龄［比值比（odds ratio, OR）=4.614，95%CI 1.753~12.113，P=0.003］、合并基础疾病（OR=2.405，95%CI 1.105~6.427，P=0.046）、术前哭闹（OR=6.533，95%CI 2.062~20.693，P=0.012）、术中使用阿片类药物（OR=12.947，95%CI 3.286~51.069，P<0.001）是全身麻醉眼科手术患儿术后新发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论 低胎龄、合并基础疾病、术前哭闹、术中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身麻醉眼科手术患儿术后新发低氧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避免患儿哭闹及术中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可减少术后低氧血症的发生。

目的 研究帕洛诺司琼联合小剂量氟哌利多止吐对患者QT间期的影响。 方法 选取择期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妇科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氟哌利多组（F组）和帕洛诺司琼联合氟哌利多组（P+F组），每组50例。F组患者在气管插管后5 min静脉注射1 mg氟哌利多，P+F组患者在气管插管后5 min静脉注射0.075 mg帕洛诺司琼和1 mg氟哌利多。记录两组患者给药前（T0）、给药后5 min（T1）、给药后10 min（T2）、给药后20 min（T3）时的MAP、心率、BIS以及12导联ECG，测量QT间期并根据矫正公式计算出校正QT间期（correct QT interval, QTc间期）。记录患者术后24 h恶心呕吐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BMI、ASA分级、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0~T3时，两组患者心率、MAP、BIS、QTc间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时点两组间QTc间期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T0时点比较，两组患者T1时点QTc间期略微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F组术后24 h恶心呕吐严重程度低于F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单纯使用氟哌利多相比，帕洛诺司琼联合小剂量氟哌利多止吐并没有进一步延长患者的QT间期，且两种药物合用发生恶心呕吐的严重程度较低。

目的 通过VAS口渴评分和洼田饮水试验，从患者舒适性、安全性等方面探讨全身麻醉患者术后早期进水的可行性，为缩短术后禁饮时间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2019年3月—2019年11月于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术后入PACU的全身麻醉患者200例，进行VAS口渴评分，于术后0.5、1.0、1.5、2.0 h分别进行洼田饮水试验，并对患者吞咽功能进行评估，记录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患者入PACU后VAS口渴评分（6.3±1.2）分，2 h内4次饮水试验共饮温水约120 ml，出PACU时患者VAS口渴评分为（3.7±0.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VAS口渴评分高于女性（P<0.05）；45岁以下的青年患者VAS口渴评分高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P<0.05）。全身麻醉术后2 h患者吞咽功优良率99.5%，未发生严重呕吐误吸事件。 结论 术后2 h饮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区域阻滞对小儿术后早期疼痛有显著改善作用，但小儿术后疼痛常持续数天，单次阻滞往往并不能满足要求。由于小儿生理的特殊性，持续区域阻滞常增加局部麻醉药全身急性毒性反应的风险，因此临床上常在局部麻醉药中添加佐剂作为延长小儿区域阻滞作用时间的方法。文章从局部麻醉药在小儿区域阻滞中的代谢特点、常见佐剂作用机制及特点、不同类型区域阻滞中各种佐剂的应用、佐剂的安全性和不良反应等方面对局部麻醉药中添加佐剂在小儿区域阻滞中应用及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在全凭静脉麻醉管理过程中，对于麻醉深度尤其是对全身麻醉患者术中伤害性刺激强度的准确判断一直是一大难题。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脑电研究的深入，一种新型的通过分析脑电来监测麻醉深度的设备——基于意识指数（index of consciousness, IoC）的麻醉深度监测设备逐渐在临床中应用。文章通过介绍脑电监测技术的基本原理，简要介绍了各种基于脑电的麻醉监测参数［如BIS、麻醉趋势指数（Narcotrend index, NI）、听觉诱发电位（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AEP）及IoC等］，比较了IoC监测设备相较于其他麻醉深度监测设备的优势，详细描述了各种研究中IoC监测设备的应用场景、优势及其结论，并分析了影响脑电监测准确性的因素。

呼吸机相关肺损伤（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 VILI）在临床上作为一种机械通气（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的严重并发症，威胁着麻醉与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的解耦联效应参与了VLIL的发生、发展。文章从eNOS解耦联效应本身出发，介绍eNOS解耦联的产物在VILI及其他类似肺损伤中所发挥的作用，探讨eNOS发生解耦联的必要因素及损伤发生期间的肺部环境状态，对eNOS的解耦联效应在VILI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乳腺癌患者现阶段首选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但因切除范围大，患者术后疼痛严重，其中术后慢性疼痛又被称为乳腺癌术后疼痛综合征（post‑mastectomy pain syndrome, PMPS），其与急性疼痛未得到有效控制有关。文章针对乳腺癌术后疼痛的流行病学、乳腺癌术后疼痛影响因素及目前乳腺癌术后镇痛方式三方面对乳腺癌术后疼痛的临床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针对糖皮质激素引发的精神异常有许多相关研究，但目前关于糖皮质激素对谵妄的影响及其病理生理学机制争议不断，尚无定论。明确引发谵妄的药物和机制并加以预防可能对临床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就糖皮质激素对不同住院患者谵妄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进行综述。

固有淋巴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s）是新近被关注的一类固有免疫细胞，其中Ⅱ型固有淋巴细胞（type Ⅱ 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2）作为其主要的细胞亚群，介导炎症、组织修复等病理生理过程。脓毒症时固有免疫系统被激活，引起过度炎性反应和免疫抑制。文章综述近年来国内外有关2型免疫反应在脓毒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通过阐述ILC2的来源、活化因子、细胞间的沟通与最新研究进展，揭示ILC2在脓毒症中的重要作用。

阿片类药物通常为手术镇痛的首选用药，但其使用往往会引发阿片类药物所致痛觉过敏（opioid‑induced hyperalgesia, OIH）等不良反应。以往研究证实，OIH的发生可能与大脑中枢激活相关。研究发现，脊髓胶质细胞活化后炎性介质释放可介导OIH发生，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1, caspase‑1）介导的细胞焦亡通路作为释放炎性介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可能参与了小胶质细胞的炎性反应。文章基于目前研究成果，对细胞焦亡通路特性、OIH的发生机制等方面进行综述，从脊髓胶质细胞活化、细胞焦亡通路介导其他类型OIH和炎性介质释放等方面来探讨细胞焦亡通路和OIH之间的可能关系，为OIH的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