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对CPB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术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择期行CPB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80例，年龄42~76岁，体重50~85 kg，性别不限，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C组）和右美托咪定组（D组），每组40例。麻醉诱导前，D组给予静脉注射Dex负荷剂量0.6 μg/kg，15 min后以0.5 μg·kg−1·h−1的速度持续静脉泵注至术后24 h；C组以同样方法予以等容量生理盐水。分别于全身麻醉诱导前（T0）、术毕（T1）、术后24 h（T2）、术后48 h（T3）、术后72 h（T4）时检测两组患者的心率、MAP、CVP、尿量，血清中Cr、BUN、IL‑1β、TNF‑α水平，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中NF‑κB、caspase‑3表达水平及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 TLR）3细胞占比，记录两组患者术后48 h AKI发生率。 结果 D组T1~T2时心率和MAP低于T0（P<0.05），C组T3~T4时心率高于T0（P<0.05），T1~T3时D组心率和MAP低于C组（P<0.05）；两组T2~T4时血清Cr、BUN、IL‑1β、TNF‑α水平高于T0（P<0.05），T3~T4时D组血清Cr、BUN、IL‑1β、TNF‑α水平低于C组（P<0.05）；D组T2~T4时PBMC中TLR3细胞占比低于T0（P<0.05），C组T2~T4时PBMC中TLR3细胞占比高于T0（P<0.05），T2~T4时D组PBMC中TLR3细胞占比低于C组（P<0.05）；两组患者T2~T4时PBMC中NF‑κB表达水平高于T0（P<0.05），D组T2~T4时PBMC中NF‑κB表达水平低于C组（P<0.05）；C组T1~T4时尿量较T0减少（P<0.05），D组T2~T3时尿量较T0减少（P<0.05），T2~T4时D组尿量多于C组（P<0.05）；C组AKI发生率高于D组（P<0.05）。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ex预处理能显著降低CPB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术后AKI的发生风险，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LR3/NF‑κB及其下游的炎症因子表达有关。

目的 系统评价膝关节置换术（knee arthroplasty, KA）患者发生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危险因素。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Embase、EBSCO等中英文数据库有关膝关节置换患者POD危险因素的文献，检索时间均从建库至2020年6月。由两名研究者按照PICOS原则筛选文献，对纳入文献依据JBI循证医学工具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9篇描述性研究、3篇队列研究及1篇随机对照试验，共1 195 837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膝关节置换患者POD危险因素如下：年龄{以70岁为参照，年龄>80岁［比值比（odds ratio, OR） 31.22，95%CI 10.58~92.14，P<0.001］及70~80岁（OR 3.98，95%CI 3.00~5.28，P<0.001）；以<65岁为参照，年龄≥65岁（OR 1.12，95%CI 1.08~1.16，P<0.001）}，合并肾脏疾病（OR 2.07，95%CI 1.56~2.76，P<0.001）、糖尿病（OR 1.91，95%CI 1.64~2.22，P<0.001），痴呆（OR 6.00，95%CI 1.72~20.90，P=0.005），精神疾病史（OR 3.90，95%CI 2.83~5.38，P<0.001）、焦虑抑郁（OR 1.53，95%CI 1.31~1.78，P<0.001），电解质紊乱（OR 2.26，95%CI 1.37~3.75，P=0.002）、低氧血症（OR 2.16，95%CI 1.05~4.41，P=0.035），术后给予苯二氮　　　　　类药物（OR 2.29，95%CI 2.09~2.52，P<0.001），术后及长期给予阿片类药物（OR 1.25，95%CI 1.09~1.44，P=0.002；OR 2.98，95%CI 1.38~6.41，P=0.005）。尚不能认为低血红蛋白（OR 2.37，95%CI 0.67~8.45，P=0.183）是膝关节置换患者POD的危险因素。 结论 高龄、合并肾脏疾病及糖尿病等基础代谢疾病、痴呆、精神疾病史及焦虑抑郁、电解质紊乱、低氧血症及术后使用苯二氮　　　　　类药物、术后及长期给予阿片类药物的膝关节置换患者POD风险更大，尚不能认为低血红蛋白是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蛋白激酶Cβ2（protein kinase Cβ2, PKCβ2）在高糖与缺氧/复氧（hypoxia/reoxygenation, HR）诱导的心肌细胞焦亡中的作用。 方法 将培养的H9c2心肌细胞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每组6孔）：低糖组（LG组）、低糖缺氧/复氧组（LG+HR组）、高糖组（HG组）、高糖缺氧/复氧组（HG+HR组）、高糖缺氧/复氧+PKCβ2抑制剂CGP53353（1 μmol/L）治疗组（HG+HR+CGP组）。采用三气培养箱（5%CO2、94%N2、1%O2）缺氧4 h，正常氧浓度复氧2 h构建细胞HR模型，细胞计数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 CCK8）检测细胞存活率，ELISA法检测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水平，Western blot法检测细胞PKCβ2及焦亡相关蛋白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yrin domain3, NLRP3）、IL‑1β、半胱氨酸蛋白酶‑1（caspase‑1）表达水平，JC‑1染色评估H9c2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水平。 结果 与LG组比较，HG组、LG+HR组、HG+HR组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而LDH释放水平明显增加（P<0.05），同时伴随PKCβ2活化及NLRP3、IL‐1β、caspase‐1表达上调（P<0.05）；与HG组比较，HG+HR组LDH释放水平增加，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P<0.05），JC‐1单体细胞百分比及磷酸化PKCβ2［phospho‐PKCβ2（Ser660）, P‐PKCβ2］蛋白、NLRP3、IL‐1β、caspase‐1表达上调（P<0.05）；与LG+HR组比较，HG+HR组LDH释放水平增加，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P<0.05），P‐PKCβ2表达明显增加，NLRP3、IL‐1β、caspase‐1表达上调（P<0.05）。与HG+HR组比较，HG+HR+CGP组细胞存活率明显增加，LDH释放水平、JC‐1单体细胞百分比、P‐PKCβ2、NLRP3、IL‐1β、caspase‐1表达下调（P<0.05）。 结论 选择性抑制PKCβ2过度活化可减轻心肌细胞高糖HR性损伤，其机制可能与降低细胞焦亡水平及减轻线粒体损伤有关。

目的 研究儿童癫痫病灶切除术术中应用氨甲环酸（tranexamic acid， TXA）联合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phy, TEG）监测对患儿出血量、异体血输注率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纳入行癫痫病灶切除术的患儿3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氨甲环酸组（T组）和对照组（C组），每组16例。T组麻醉诱导后静脉给予TXA 10 mg/kg，随后5 mg·kg−1·h−1持续输注，麻醉医师根据术中TEG数据指导血浆及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的使用；C组麻醉诱导后静脉予生理盐水1 ml/kg，随后以0.5 ml·kg−1·h−1持续输注，术中对麻醉医师屏蔽TEG检测数据，麻醉医师根据临床经验选择性输注血制品及凝血物质。记录两组患儿手术开始（T1）、剪硬膜（T2）、关硬膜（T3）、术毕（T4）时的TEG数据。记录两组患儿术中出血量、悬浮红细胞输注率、新鲜冰冻血浆输注率、术前及术后凝血功能、术前及术后血常规、术后24 h引流量、术后住院天数、术后血栓栓塞及输血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C组T4时血栓形成的最大幅度（maximal amplitude, MA）低于T1（P<0.05），T组T3、T4时MA高于C组（P<0.05）；T组患儿术中出血量、悬浮红细胞输注率低于C组（P<0.05）；两组患儿术后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高于术前（P<0.05）；T组术后Fib水平高于术前（P<0.05），低纤维蛋白血症发生率低于术前（P<0.05）；T组术后Fib水平高于C组（P<0.05），术后低纤维蛋白血症发生率低于C组（P<0.05）；T组术后血小板（platelet, PLT）计数高于C组（P<0.05）；T组患儿术后24 h引流量低于C组（P<0.05），术后住院天数少于C组（P<0.05）；两组患儿均未发生血栓栓塞及输血相关并发症。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儿童癫痫病灶切除术术中应用TXA联合TEG监测可减少术中及术后出血量、降低异体血输注率、缩短术后住院天数，且不增加血栓栓塞风险。

目的 探讨利多卡因对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患者术中药物用量、术后恢复质量和术后慢性疼痛（postoperative chronic pain, CPSP）的影响。 方法 纳入择期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患者9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利多卡因组（L组）和对照组（C组），每组45例。L组麻醉诱导时给予利多卡因1.0 mg/kg，后予利多卡因1.5 mg·kg−1·h−1持续泵入，至手术结束拔管前停药；C组给予等容量的生理盐水。比较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单肺通气时间、丙泊酚及瑞芬太尼用量，术后进入PACU、入PACU 30 min、术后12 h、术后24 h及术后48 h VAS疼痛评分，术后恶心、呕吐、首次排气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总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肺部并发症情况；术后24 h采用40项恢复质量评分量表（40‑item Quality of Recovery Score, QoR‑40量表）评估两组患者恢复情况，术后3个月评估两组患者CPSP发生率及利兹神经病理性症状和体征疼痛评分（Leeds Assessment of Neuropathic Symptoms and Sign, LANSS评分）>12分发生率。 结果 L组术中丙泊酚用量和瑞芬太尼用量均少于C组（P<0.05）。L组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恶心、呕吐发生率，入PACU 30 min、术后12 h、术后24 h VAS疼痛评分，术后3个月CPSP发生率、LANSS评分>12分发生率均低于C组（P<0.05），总住院时间长于C组（P<0.05）；术后24 h QoR‑40量表的舒适度评分、疼痛评分及总评分高于C组（P<0.05）。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中持续静脉输注利多卡因（诱导负荷量1.0 mg/kg，持续1.5 mg·kg−1·h−1）减少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患者术中麻醉药用量，减轻术后疼痛和恶心呕吐，改善患者术后恢复质量，同时降低CPSP和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率。

目的 观察术中静脉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vitamin C, Vit C）对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后急性疼痛及早期康复的影响，并在炎症因子水平探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初筛择期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患者165例，根据纳排标准共入组9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n=46）和对照组（n=46）。试验组自麻醉诱导后持续静脉泵注Vit C注射液（20 mg·kg−1·h−1）至术毕，对照组以生理盐水同等速度静脉泵注至术毕；两组患者麻醉方法相同，术后均予患者自控静脉镇痛。记录两组患者术后4、8、12、24、48 h非切口痛（nonsurgical wound pain, NWP）发生率，静息与咳嗽状态下切口痛VAS疼痛评分，术后48 h内舒芬太尼用量、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测定患者术前和术毕血清IL‑6、IL‑10、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浓度；同时记录两组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时间、首次排气时间、拔尿管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 结果 试验组术后4、8、12 h和24 h NWP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48 h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静息与咳嗽状态下切口痛VAS疼痛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术后48 h内舒芬太尼用量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毕血浆IL‑6、IL‑10、5‑HT浓度均较术前升高（P<0.05），试验组IL‑6和5‑HT升高程度低于对照组，而IL‑10升高程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首次排气时间比较，试验组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拔尿管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术后住院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术中静脉应用大剂量Vit C能够减少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后NWP发生率，降低术后阿片类药物消耗，同时可以促进术后早期康复。抑制术中过度炎症反应、降低5‑HT浓度可能是其镇痛机制之一。

目的 基于校正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odified Early Warning Score, MEWS）构建术后患者院内转运分级方案，探讨其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2020年10月—2020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手术室进行院内转运的患者140例，按进入手术室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2020年10月1日—2020年11月15日入手术室）和试验组（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2月31日入手术室），每组70例。对照组按照传统转运方式进行转运，试验组基于校正MEWS构建院内转运分级方案。分析比较两组患者转运时间及转运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试验组转运到病房和ICU的转运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转运期间病情变化类不良事件发生率、技术类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基于校正MEWS构建术后患者院内转运分级方案可降低转运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缩短转运时间。

目的 观察黄体酮对切口痛大鼠机械缩足反射阈值（paw mechanical withdraw threshold, PMWT）、脊髓神经激肽‑1受体（neurokinin‑1 receptor, NK‑1R）、血浆P物质表达的影响，探讨黄体酮对疼痛影响的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24只健康成年雄性Wistar大鼠分为对照组（C组）、黄体酮组（P组，术前3 h肌内注射1.5 mg/100 g）、米非司酮组（M组，术前3 h灌胃1.5 mg/100 g），每组8只。按照Brennan法制备足底切口痛模型，测定大鼠给药前（T0）、手术前（T1）、手术后1 h（T2）、手术后3 h（T3）4个时间点的术侧足PMWT。在T3时间点采用免疫印迹法测定脊髓NK‑1R水平，用ELISA法测定血浆P物质水平。 结果 与C组比较，P组和M组T2、T3时PMWT升高（P<0.05），且P组PMWT高于M组（P<0.05）。与C组比较，P组和M组T3时脊髓NK‑1R及血浆P物质水平减低（P<0.05），且P组脊髓NK‑1R及血浆P物质水平低于M组（P<0.05）。 结论 黄体酮能够抑制切口疼痛，可能与黄体酮受体结合状态抑制脊髓NK‑1R的表达及P物质生成和（或）释放有关。

目的 比较超声引导下腰方肌阻滞（quadratus lumborum block, QLB）与肋缘下腹横肌平面阻滞（transverse abdominal plane block, TAPB）用于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术后镇痛效果。 方法 选择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择期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患者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30例）：肋缘下TAPB组（T组）和QLB组（Q组）。全身麻醉诱导前，两组患者分别在超声引导下行双侧肋缘下TAPB或QLB，两组每侧均注射0.375%罗哌卡因20 ml。两组患者术后行自控静脉镇痛，记录术后2、4、6、12、24、48 h静息和运动状态VAS疼痛评分，记录术后镇痛泵首次按压时间、术后24 h镇痛泵药物使用量、术后48 h地佐辛注射液使用量，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长、神经阻滞操作时长、术中舒芬太尼和瑞芬太尼用量、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术后首次下床时间和住院时长。 结果 Q组术后2、4、6、12 h静息状态及术后2、4、6、24 h 运动状态VAS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T组（P<0.05），术后镇痛泵首次按压时间迟于T组（P<0.05），术后24 h镇痛泵药物使用量明显少于T组（P<0.05），术后48 h地佐辛用量明显少于T组（P<0.05）；Q组神经阻滞操作时长明显长于T组（P<0.05），术后恶心的发生率低于T组（P<0.05），术后首次排气时间和术后首次下床时间明显早于T组（P<0.05）。两组患者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肋缘下TAPB比较，QLB可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患者提供更好的镇痛效果，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有助于促进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快速康复。

目的 观察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应用不同剂量舒芬太尼镇痛方案对术后恶心呕吐不良反应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纳入行微血管减压术的面肌痉挛女性患者183例，在相同麻醉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术后是否使用舒芬太尼镇痛泵及其不同剂量将患者分为舒芬太尼2 μg/kg组（A组，60例）、舒芬太尼1 μg/kg组（B组，60例）和未使用镇痛泵组（C组，63例）。主要观察指标为3组患者术后2、8、24 h恶心呕吐的发生率。次要观察指标为3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术后2、8、24 h的VAS疼痛评分等级。 结果 A组患者术后2、8、24 h恶心呕吐发生率高于B组（2 h χ2=5.67，P=0.017；8 h χ2=8.57，P=0.003；24 h χ2=6.72，P=0.010）。A组患者术后2、8、24 h恶心呕吐发生率高于C组（2 h χ2=4.47，P=0.034；8 h χ2=4.55，P=0.033；24 h χ2=5.01，P=0.025）。B组与C组患者各时点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h χ2=0.09，P=0.764；8 h χ2=0.72，P=0.395；24 h χ2=0.16，P=0.691）。术后2 h，三组患者VAS疼痛评分无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C组轻至重度疼痛评分等级高于A组（Z=7.12，P<0.001）及B组（Z=6.06，P<0.001），A组与B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73，P=0.085）。术后8 h，C组与B组比较VAS疼痛评分无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轻至重度疼痛评分等级高于B组（Z=5.50，P<0.001），C组疼痛评分等级高于A组（Z=6.45，P<0.001），A组与B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69，P=0.091）。术后24 h，C组VAS疼痛评分等级高于A组（Z=5.62，P<0.001）及B组（Z=5.30，P<0.001），A组与B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06，P=0.948）。3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应用舒芬太尼1 μg/kg术后镇痛泵方案可有效降低术后VAS疼痛评分等级，且不增加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

肌张力障碍是指主动肌与拮抗肌的收缩不协调或过度持续性收缩所引起的肢体扭曲、重复肌紧张动作或异常姿势为特征的锥体外系疾病。药物治疗无法缓解症状，脑深部电刺激术是治疗肌张力障碍疾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该类患者因肌张力异常围手术期可能发生气道痉挛、反流误吸等并发症。此例患者为诊断原发性肌张力障碍的15岁青少年，在全身麻醉下行脑深部电刺激术。通过此例患者的麻醉体会讨论该类患者的麻醉管理。

认知功能障碍与神经细胞凋亡、自噬、氧化应激及神经炎症等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临床疾病或刺激因素的作用下，患者会出现认知功能的改变，包括记忆、语言、执行和计算等方面能力下降，这给患者生活和家庭都带来很多不便，因此研究各种方法改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十分重要。文章回顾了腺嘌呤核糖核苷酸（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MP）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和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uin 1, SIRT1）这两种细胞代谢关键分子，并概括总结了AMPK/SIRT1信号转导通路主要通过拮抗氧化应激、激活细胞自噬和抑制神经炎症三个方面来降低认知功能损害。AMPK/SIRT1信号通路的神经保护作用将为更多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可能。

成簇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及其相关蛋白9（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and CRISPR‑associated protein 9,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是一种能够通过DNA剪接而治疗多种疾病的基因编辑系统。该技术具有灵活简单、高效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时编辑多个基因。近年来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心血管领域中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文章综述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心血管疾病研究中的应用进展，总结和列举基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心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应用，为心血管疾病治疗开创新方法提供参考。

学龄前患儿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认知能力较差，处于认知发展水平的前运思期，他们面对陌生的手术室环境、与父母分离等情况极易产生焦虑，影响手术顺利进行。文章对近年来学龄前患儿术前实施兴趣诱导的理论基础、干预方法等内容进行梳理，为指导医护人员降低患儿术前恐惧，减轻术前焦虑，保障围手术期安全提供更有效的干预方案，以期为患儿提供人文化的舒适医疗服务。

老年患者身体机能退化，自我修复能力逐渐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尤其是与凝血功能、脑卒中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文章综述了老年患者凝血功能特点，骨科手术围手术期术中损伤、酸中毒、低体温、输血、体位等对凝血机制影响，预防骨科手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措施，老年患者骨折与脑卒中的关系，骨科手术预防血栓与麻醉之间的关系。提示临床医师在使用抗凝药进行血栓预防时应充分权衡血栓预防带来的获益与出血风险之间的利弊关系，选择合适的抗凝方案，最大程度地降低血栓性疾病与出血等相关事件的发生，以期减少此类疾患围手术期并发症和不良事件。

牙齿损伤是全身麻醉手术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若患者术前存在牙列缺损，在全身麻醉气道管理过程中牙齿损伤风险较高。选择合适的插管技术并进行规范的临床操作对减少术中牙齿损伤尤为关键。近年来，可视化技术和新型插管技术均可应用于牙列缺损的患者。文章简述不同种类的可视喉镜、喉罩、纤维支气管镜、光棒等辅助插管设备的特点，以及在牙列缺损患者中应用上述辅助插管技术和复合插管技术进行气管插管的优缺点。结合近年国内外文献，综述不同插管技术在牙列缺损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型插管技术用于临床，以期降低围手术期患者牙齿损伤的发生率。

肥胖一直被认为是发生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的危险因素。尽管肥胖患者发生ALI的风险增高，但其病死率却较正常体重的患者降低，这一现象被称为“肥胖悖论”，其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回顾肥胖相关性ALI的近期研究，从“肥胖悖论”的产生、肥胖加重和减轻ALI的可能原因、“肥胖悖论”的可能机制几方面展开讨论，围绕“肥胖悖论”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肥胖患者相关性ALI的临床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为其他重要器官保护提供参考。

肠胶质细胞（enteric glial cells, EGCs）是肠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聚居在肠壁中维持肠道稳态的细胞群。文章阐述了EGCs、肠道屏障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EGCs在肠道全层都有广泛分布，但主要聚居在肌间和黏膜下的神经丛中。EGCs通过包裹神经元的胞体、轴突以及微血管从黏膜下层延伸至肠黏膜层。黏膜下神经丛中的EGCs距离肠道上皮细胞最近，对肠道屏障的影响也最为显著。EGCs对肠道屏障功能的调节是通过分泌活性因子抑制肠道炎症及上调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而实现。多种因素会对EGCs的活性产生影响。优化对EGCs活性的调控成为保护患者肠道屏障功能的重要手段。

随着对肠道菌群的深入研究，其在神经系统和认知功能方面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关注。寄居在肠道的菌群可通过肠道屏障与大脑之间形成双向通讯，即“微生物‑肠‑脑轴”。肠道菌群可通过“微生物‑肠‑脑轴”影响宿主的认知功能和行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是手术和麻醉后的常见并发症，指患者经历麻醉和手术后存在持续的记忆力减退、性格改变或认知功能发生衰退等症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肠道菌群与POCD的相互关系、作用机制、研究手段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目前研究认为，肠道菌群可能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和迷走神经途径干预POCD的发生。此外，肠道菌群组成异常还可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激活免疫系统、引发全身炎症，进而损害血脑屏障，加重神经损伤，导致神经退行性变。肠道菌群有望成为POCD治疗的新靶点和新思路。

骨骼是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常见癌症晚期好发的转移部位，癌症骨转移通常伴随剧烈的慢性疼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随着癌症骨转移的发生，肿瘤微环境在骨组织形成，转移部位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间的平衡被打破，导致一系列疼痛相关分子的释放，从而诱发骨癌痛（bone cancer pain, BCP）。文章对近年来针对BCP分子机制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总结，包括骨质微环境酸化、炎性因子和趋化因子、神经营养蛋白等经典分子机制及近年来研究发现的新型分子机制，还对近年来应用广泛、疗效较好的治疗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BCP患者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气管憩室是一种累及气管和主支气管的良性病变，其特征是气管壁局限膨出导致的气管旁空气囊肿。气管憩室患者因解剖结构异常，可能合并紧急气道事件，使其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存在特殊之处。文章介绍了气管憩室的流行病学及解剖学基础、围手术期麻醉管理（术前评估、麻醉方式的选择、呼吸管理、麻醉复苏）及常见并发症的防治，拟为气管憩室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提供参考。

产科麻醉安全用药涉及的重要因素包括药物胎盘转移及新生儿药物代谢，几乎所有的药物均可一定程度上透过胎盘并在胎儿体内达到一定的浓度。因此，了解胎盘转移的基本过程和机制对麻醉用药在满足手术要求和对产妇及新生儿影响最小之间达到平衡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文章主要描述了影响药物胎盘转移的相关因素，临床相关麻醉用药对产妇及新生儿的影响，并对产后乳汁分泌的影响进行讨论，为更合理地选择产科麻醉相关药物提供理论依据。产科麻醉用药的安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以降低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