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不断演变的大背景下，感染患者择期手术的需求将给医疗系统和临床麻醉工作带来严峻的考验。如何决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择期手术时机及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如何避免患者医院内感染将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以上问题的探讨可以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手术麻醉相关指南的制定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对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感染的THP‑1单核细胞中核苷酸结合域样受体蛋白3（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protein 3, NLRP3）炎症小体活化的影响。 方法 常规培养THP⁃1细胞用于RSV病毒的感染实验，将培养的THP‑1单核细胞分为4组：未感染RSV组、RSV感染组、RSV感染+人重组HMGB1（rHMGB1）组、RSV感染+甘草素组，RSV感染6 h后继续培养48 h，提取4组细胞总蛋白，Western blot法检测4组THP‑1单核细胞的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CARD, ASC）、胱天蛋白酶‑1（cysteine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ase‑1, caspase‑1）、IL‑1β水平。 结果 RSV感染组NLRP3、ASC、caspase‑1、IL‑1β水平高于未感染RSV组（P<0.05）；RSV感染+rHMGB1组THP‑1单核细胞NLRP3、ASC、caspase‑1、IL‑1β水平高于RSV感染组（P<0.05）；RSV感染+甘草素组NLRP3、ASC、caspase‑1、IL‑1β水平低于RSV感染+rHMGB1组（P<0.05）。 结论 HMGB1可通过促进RSV感染的THP1单核细胞中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进而促进IL‑1β的表达而致炎。

目的 探讨氢吗啡酮（hydromorphone, HM）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CIRI）的保护作用及其对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激酶β（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kinase β, Ca MMKβ）和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2 related factor2, Nrf2）/血红素氧合酶1（heme oxygenase‑1, HO‑1）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择雄性SD大鼠54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18只）：假手术组（Sham组）、脑缺血再灌注组（IR组）、脑缺血再灌注+HM组（HM组）。IR组参照改良Longa线栓法建立大鼠CIRI模型，HM组在IR组的基础上尾静脉注射5 mg/kg HM，Sham组不插线栓（其余同IR组）。记录3组大鼠麻醉清醒后神经行为学评分，测定大鼠脑梗死面积，检测脑组织中氧化应激因子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含量、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浓度、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及TNF‑α和IL‑1β浓度，大鼠脑组织制成石蜡切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Ca MMKβ表达量，Western blot法检测脑组织中Nrf2和HO‑1蛋白水平。 结果 IR组和HM组大鼠神经行为学评分和脑梗死面积百分比明显高于Sham组，且HM组明显低于IR组（P<0.05）。IR组和HM组大鼠脑组织ROS含量、MDA浓度及TNF‑α和IL‑1β浓度明显高于Sham组，且HM组明显低于IR组（P<0.05），IR组和HM组大鼠脑组织SOD活性、Ca MMKβ表达量及Nrf2和HO‑1蛋白水平明显低于Sham组，且HM组明显高于IR组（P<0.05）。 结论 HM可能通过上调CIRI大鼠Ca MMKβ表达及Nrf2/HO‑1通路，抑制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发挥脑组织保护作用。

目的 探究基于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phy, TEG）的抗凝管理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纳入2015年9月至2022年4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因暴发性心肌炎需行ECMO治疗的患者54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组（26例）和TEG组（28例），分别以TEG或APTT指导患者的抗凝管理。收集并记录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关合并症、住院病死率、死亡相关并发症、出血相关事件及血栓形成相关事件的发生率，同时记录血液、凝血相关指标及输血量等。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关合并症、住院病死率及死亡相关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出血相关事件和血栓形成相关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EG组肝素用量、APTT比率、R时间低于APTT组（P<0.05）；TEG组红细胞和血小板输注量少于APTT组（P<0.05）。 结论 在静脉‑动脉ECMO（veno‑arterial‑ECMO, VA‑ECMO）期间，使用TEG进行抗凝管理相较于APTT是安全可行的，并不增加相关恶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且TEG组有较低的出血和血栓形成风险的发生，并有潜力减少ECMO治疗期间相关血液制品的用量。

目的 了解新疆维吾尔族老年女性疼痛患者合并焦虑、抑郁与OPRM1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为新疆维吾尔族老年女性疼痛患者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抽取样本，选取年龄65~80岁门诊女性患者，采用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对患者进行疼痛程度评估（将NRS评分≥1分的患者定义为疼痛患者），纳入存在不同程度疼痛患者1 012例。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对患者进行焦虑状态和抑郁状态评定。根据SAS评分和SDS评分，分别将患者分为焦虑组、非焦虑组，抑郁组、非抑郁组。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技术进行OPRM1基因多态性检测，统计其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频率。使用电刺激仪进行痛阈和耐痛阈的测定。记录所有患者年龄，疼痛部位、程度（轻度疼痛、中度疼痛、重度疼痛）、病程（急性疼痛、慢性疼痛）等。 结果 ① 689例患者存在焦虑状态（68.1%），323例患者无焦虑状态（31.9%）；焦虑组的年龄、慢性疼痛发生例数、NRS评分高于非焦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痛阈、耐痛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程度疼痛患者SAS评分比较，中度疼痛患者SAS评分和重度疼痛患者SAS评分高于轻度疼痛患者SA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疼痛部位、中度疼痛为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② 306例患者存在抑郁状态（30.2%），706例患者无抑郁状态（69.8%）；抑郁组患者的NRS评分高于非抑郁组，慢性疼痛发生例数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年龄、痛阈、耐痛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度疼痛患者和重度疼痛患者SDS评分高于轻度疼痛患者SD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疼痛部位、中度疼痛、重度疼痛为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③ 460例慢性疼痛患者按焦虑、抑郁情况分为4组［焦虑抑郁组（193例）、焦虑非抑郁组（102例）、抑郁非焦虑组（36例）、非焦虑非抑郁组（129例）］，焦虑抑郁组患者NRS评分高于焦虑非抑郁组、抑郁非焦虑组、非焦虑非抑郁组，焦虑非抑郁组患者及抑郁非焦虑组患者NRS评分高于非焦虑非抑郁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间的痛阈、耐痛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 OPRM1基因AA、AG、GG基因型分布频率为30.6%（409例）、55.5%（495例）、13.9%（108例），A、G等位基因型分布频率为58.3%、41.7%；OPRM1突变型（AA+AG）基因的疼痛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的可能高于OPRM1野生型（GG）基因的疼痛患者，OPRM1突变型（AA+AG）基因的疼痛患者多于OPRM1野生型（GG）基因。 结论 OPRM1野生型（GG）基因的女性疼痛患者合并焦虑或抑郁的例数低于OPRM1突变型（AA+AG）基因患者，说明新疆维吾尔族老年女性疼痛患者并发焦虑、抑郁与OPRM1基因多态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目的 探讨复合丙泊酚时阿芬太尼抑制结肠镜检查患者体动反应的半数有效量（median effective dose, ED50）。 方法 择期行无痛结肠镜检查的患者25例，性别不限，年龄18~65岁，BMI 18~25 kg/m2，ASA分级Ⅰ、Ⅱ级。患者静脉推注阿芬太尼，初始剂量5 μg/kg，随后以2.0 mg·kg−1·min−1速率静脉泵注丙泊酚，待BIS为65时行结肠镜检查。依据Dixon序贯法确定下1例患者阿芬太尼剂量。记录患者阿芬太尼剂量，入室平静呼吸时（T0）、给药后BIS值65时（T1）、结肠镜通过降结肠乙状结肠移行段时（T2）、达回盲瓣后退镜时（T3）、睁眼时（T4）的MAP、心率、SpO2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概率单位回归分析方法计算阿芬太尼抑制结肠镜检查体动反应的ED50、95%有效量（95% effective dose, ED95）及其95%CI。 结果 与T0比较，患者T1~T4时MAP下降（P<0.05），T1~T3时心率下降（P<0.05），T2时SpO2下降（P<0.05）。2例（8%）患者自诉轻微注射痛，1例（4%）患者发生心动过缓，6例（24%）患者发生低血压，所有患者未出现肌肉僵直、腹痛、术后恶心呕吐。复合丙泊酚时阿芬太尼抑制结肠镜检查体动反应的ED50、ED95及其95%CI分别为4.968（4.488~5.376） μg/kg、5.784（95.376~8.698） μg/kg。 结论 复合丙泊酚时阿芬太尼抑制结肠镜检查患者体动反应的ED50为4.968 μg/kg，ED95为5.784 μg/kg。

目的 通过术前口服一种碳水化合物电解质保健品（乐棠）观察全麻胆囊手术患者的胃排空效果，评估该术前补液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选择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普外科全麻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372例，男女不限，年龄18~65周岁，ASA分级Ⅰ、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最终筛选入组的100例患者分为两组（每组50例）：经口补充乐棠组（试验组）和术前自行口服清饮料或白开水组（对照组）。试验组在手术前夜口服800 ml乐棠，手术当天术前2 h口服400 ml乐棠，对照组术前禁食6 h、禁饮2 h，患者禁饮前可自行饮用清饮料或白开水，总量不超过400 ml，两组患者均在术前2.0 h（T0）、1.5 h（T1）、1.0 h（T2）、0.5 h（T3）行超声胃窦部扫查，记录胃窦部横截面积（cross‑sectional area, CSA）和胃容积（gastric volume, GV）。两组患者麻醉诱导和术中麻醉维持方案相同。记录两组患者麻醉前、术后入PACU监测的电解质，术后3 d内恶心、呕吐、低血糖发生率及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结果 试验组T1时胃窦部CSA和GV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其余时点胃窦部CSA和G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麻醉前K+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3 d内低血糖发生率及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其余时点电解质结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全麻下行胆囊切除术的患者，采用手术前晚口服800 ml、手术当天术前2 h口服400 ml乐棠的补液方案，术前胃排空情况良好，且对围手术期血清钾和术后低血糖有改善作用。

目的 探讨针刺激痛点联合超声引导下颈神经根阻滞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CSR）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2020 年10月至2021年4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疼痛科就诊的CSR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针刺激痛点联合神经阻滞组（试验组）和单纯神经阻滞组（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患者均接受超声引导下颈神经根阻滞，试验组在对照组单纯神经阻滞疗法的基础上联合针刺疗法。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治疗后2个月及治疗后3个月的VAS疼痛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及颈部关节活动度（cervical range of motion, CROM）差异，比较两组患者补救镇痛药物使用情况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治疗后2个月、治疗后3个月时VAS疼痛评分、NDI及CROM均较同组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时VAS疼痛评分、ND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试验组CROM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在治疗后2个月、治疗后3个月时VAS疼痛评分、NDI及CROM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补救镇痛药物使用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未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局麻药中毒、感染、神经损伤及气胸等不良反应。 结论 针刺激痛点联合超声引导下颈神经根阻滞治疗CSR疗效显著，优于单纯神经阻滞治疗。

目的 探讨艾司氯胺酮术后静脉镇痛对乳腺癌患者疼痛和情绪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择期行乳腺癌手术的60例患者分为艾司氯胺酮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手术结束后连接静脉镇痛泵，艾司氯胺酮组给予艾司氯胺酮复合舒芬太尼静脉泵注，对照组给予舒芬太尼泵注，其余配方相同。记录两组患者术前1 d和术后3 d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评分，术后1 d和术后2 d的VAS疼痛评分、Ramsay镇静评分，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辅助镇痛药使用情况、镇痛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1 d SAS及S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 d艾司氯胺酮组SAS及SDS评分较对照组降低（P<0.05）；艾司氯胺酮组术后3 d SAS及SDS评分较术前1 d下降（P<0.05），而对照组患者术后3 d SAS及SDS评分较术前1 d升高（P<0.05）。两组患者术后1 d 及术后2 d Ramsay镇静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艾司氯胺酮组患者术后1 d、术后2 d VAS疼痛评分均降低（P<0.05）。两组患者均未发生呼吸抑制现象，头晕、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艾司氯胺酮组患者术后低血压及辅助镇痛药使用率降低（P<0.05）。艾司氯胺酮组镇痛满意度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艾司氯胺酮术后静脉镇痛可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稳定患者情绪，减少不良反应发生，提高患者满意度。

目的 探讨艾司氯胺酮对剖宫产产妇术后镇痛及产后抑郁的影响。 方法 选取首次行剖宫产术的单胎、足月妊娠的产妇8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产妇均进行腰硬联合麻醉（0.75%罗哌卡因2 ml），术后患者使用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PCIA时对照组采用布托啡诺8 mg+生理盐水混匀稀释至100 ml，试验组采用艾司氯胺酮100 mg+布托啡诺8 mg+生理盐水混匀稀释至100 ml。记录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术毕即刻（T0）、术后4 h（T1）、术后8 h（T2）、术后12 h（T3）、术后24 h（T4）、术后48 h（T5）的Ramsay镇静评分和VAS疼痛评分，T0~T1、T1~T2、T2~T3、T3~T4、T4~T5这5个时段PCIA按压次数，总按压次数，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 EPDS）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评估两组产妇产后1周及产后6周时产后抑郁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产妇各时点Ramsay镇静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T1~T5时VAS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产妇T1~T5时VAS疼痛评分均高于T0。T0~T1、T1~T2、T2~T3、T3~T4这4个时段内试验组PCIA按压次数少于对照组（P<0.05），T4~T5时段两组PCIA按压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PCIA总按压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产妇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后1周试验组产后抑郁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产后6周两组产后抑郁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艾司氯胺酮用于剖宫产术后镇痛，不仅镇痛效果显著，还可降低术后早期产后抑郁的发生率。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TAP）阻滞联合无阿片药麻醉（opioid‑free anesthesia, OFA）对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围手术期镇痛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择期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9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O组）和对照组（C组），每组45例。O组接受超声引导下TAP阻滞联合OFA，C组常规阿片药全麻。记录两组麻醉诱导前（T0）、麻醉诱导后（T1）、气管插管后（T2）、气腹后1 min（T3）、气腹后5 min（T4）、气腹后20 min（T5）和手术结束时（T6）的心率和MAP，记录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记录术后2、6、12、24、48 h静息和活动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疼痛评分和Ramsay镇静评分，同时记录术后48 h内镇痛满意率和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T0时比较，T1时C组心率、MAP和O组MAP明显降低（P<0.05），T2时C组心率、MAP和O组心率明显增高（P<0.05）；O组心率、MAP在T1时明显高于C组（P<0.05）；其余时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组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和首次肛门排气时间均明显短于C组（P<0.05），两组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各时点NRS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组术后2 h Ramsay评分明显低于C组（P<0.05），其他时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48 h内镇痛满意率和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TAP阻滞联合OFA用于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围手术期镇痛效果满意，术中血流动力学平稳，术后恢复质量高。

目的 比较瑞马唑仑与丙泊酚在无痛人工流产术中的麻醉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无痛人工流产术的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丙泊酚组（B组）和瑞马唑仑组（R组），每组50例。B组采用丙泊酚复合舒芬太尼进行麻醉，R组采用瑞马唑仑复合舒芬太尼进行麻醉。比较两组患者麻醉诱导前（T1）、睫毛反射消失后（T2）、手术开始后1 min（T3）、手术结束时（T4）、清醒时（T5）的MAP、心率、SpO2，比较两组患者麻醉起效时间、意识恢复时间、苏醒时间、离院时间和相关并发症（术中体动、循环抑制、呼吸抑制、注射痛、呃逆、呕吐等）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与T1时比较，B组T2时的MAP、心率和SpO2均下降（P<0.05），而R组T2时仅MAP下降（P<0.05）。与B组比较：R组T2时MAP、SpO2升高（P<0.05），T3时心率、SpO2升高（P<0.05），T4、T5时心率升高（P<0.05）；麻醉起效时间、意识恢复时间和苏醒时间均增加（P<0.05）；呼吸抑制、循环抑制及注射痛发生率均降低（P<0.05），但呃逆、呕吐发生率增加（P<0.05）。两组患者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丙泊酚和瑞马唑仑复合舒芬太尼均可安全、有效地应用于无痛人工流产术。给予丙泊酚的患者呼吸抑制、循环抑制明显，注射痛发生率高；给予瑞马唑仑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呃逆、呕吐发生率高。

目的 探讨椎管内镇痛对臀位妊娠产妇行外倒转术（external cephalic version, ECV）成功率及不良反应的影响。 方法 90例单胎、臀位妊娠的产妇，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30例）：对照组（C组），行ECV时不做镇痛；硬膜外镇痛组（EA组），行ECV时采用硬膜外阻滞进行镇痛；腰硬联合镇痛组（CSEA组），行ECV时采用腰硬联合阻滞进行镇痛。记录3组产妇行ECV时的VAS疼痛评分，对疼痛缓解的满意度评分，ECV成功率（瞬时成功率和总成功率），转剖宫产率，产妇和胎儿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EA组、CSEA组产妇行ECV时的VAS疼痛评分低于C组（P<0.05），对疼痛缓解的满意度评分高于C组（P<0.05）；EA组与CSEA组行ECV时的VAS疼痛评分及对疼痛缓解的满意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A组和CSEA组行ECV的瞬时成功率、总成功率高于对照组（P<0.05），转剖宫产率低于C组（P<0.05）；EA组、CSEA组行ECV的瞬时成功率、总成功率及转剖宫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SEA组低血压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3组产妇胎心率减慢、恶心呕吐、胎盘早剥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单胎、臀位妊娠的孕妇行ECV时，硬膜外镇痛或腰硬联合镇痛更能有效矫正胎位，降低剖宫产率；但腰硬联合镇痛下产妇低血压的发生率较高。

复发性多软骨炎（relapsing polychondritis, RP）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可出现气道狭窄、分泌物增多和肺部感染。文章报道了1例RP患者行肺癌根治手术的围手术期麻醉管理。该患者因咳嗽胸闷症状入院，诊断为肺腺癌合并肺部感染、RP，拟行胸腔镜下右肺下叶癌根治术。术前积极控制感染，术中全麻下左侧双腔气管导管插管，由于单肺通气时SpO2难以维持，在间断双肺通气下完成手术。术后顺利拔除气管导管，经治疗后出院，后又因肺部感染再次入院。该病例提示麻醉医师对于RP患者需特别注意围手术期气道管理。

先天性肺气道畸形（congenital pulmonary airway malformation, CPAM）是先天性肺发育畸形的一种，其中巨大气囊腔畸形较为罕见，常表现为出生后呼吸窘迫、反复感染和气胸等，给新生儿的生存带来极大威胁。文章报道了1例新生儿巨大CPAM行开胸肺叶切除术的麻醉处理方法，此类患儿行手术治疗时，需要肺隔离以保护健侧肺并提供良好的术野暴露。由于新生儿气道的生理特点，可应用的单肺通气策略有限，且由于常并发其他器官畸形，患儿手术耐受力较差，对麻醉医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利多卡因作为一种酰胺类麻醉药，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于局部麻醉和心律失常治疗。研究发现利多卡因不仅具有抗炎、抗菌、镇痛等作用，同时还对多种肿瘤细胞显示出抗肿瘤活性，能够抑制乳腺癌、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宫颈癌、卵巢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文章综述了利多卡因的抗肿瘤机制，包括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迁移、侵袭和增殖，协同增敏化疗药物与增敏热疗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相应参考。

新辅助治疗可缩小恶性肿瘤、破坏恶性肿瘤细胞以及降低手术难度。术前接受新辅助治疗已逐渐成为肿瘤患者常见治疗方式之一，其对机体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及全身多器官产生重要影响，可能关系到围手术期管理决策。文章就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的手术时机、术前预康复策略、麻醉管理方式及要点等进行综述，以期为此类患者临床麻醉管理提供一定参考。此外，如何改善接受新辅助治疗患者的预后，确定最佳麻醉方式及药物使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椎管内分娩镇痛是目前公认最有效且应用最广泛的分娩镇痛方式，但其对胎儿及新生儿的影响受到持续关注并有较多争议。文章综述近年来椎管内分娩镇痛对胎儿及新生儿影响的相关研究，了解其最新进展。椎管内分娩镇痛能有效阻断传入的伤害性刺激并减轻母体应激反应的严重程度，但其最佳方式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虽然硬膜外镇痛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分娩镇痛方法，但仍有大量临床研究发现硬膜外镇痛会导致部分孕妇发热。硬膜外镇痛相关母体发热（epidural‑related maternal fever， ERMF）与母婴不良结局相关，其机制尚未明确。文章主要通过对镇痛前妊娠与分娩的炎症状态、硬膜外镇痛操作、硬膜外镇痛的药物、镇痛后母体应激变化以及母体体温调节异常等方面介绍ERMF的机制，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并为进一步探索ERMF的机制提供研究方向。

产妇在生产过程中的饮食管理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争议，过于宽松的饮食可能会导致产妇在麻醉期间误吸风险的增加，而严格禁食、禁饮则可能因产程中能量消耗过大、补充不足，增加剖宫产率。目前国内外并无统一的分娩镇痛期间饮食标准，文章综述了分娩镇痛期间饮食管理相关的证据和研究进展，以及各主要学术组织的相关指南，有助于产科医师、麻醉科医师及助产士团队在分娩镇痛期间为产妇提供科学的饮食指导，保障母婴安全。

慢性疼痛作为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多项研究表明，在慢性疼痛发生、发展中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有望成为疼痛治疗的新靶标。文章对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在慢性疼痛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及治疗前景进行总结，以期为疼痛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OD like receptor thermal protein domain associated protein 3, NLRP3）炎症小体是参与炎症反应的一种复合物，已被证实参与了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的发生、发展，其激活机制非常复杂，线粒体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以及线粒体DNA（mitochondria DNA, mtDNA）的积累会激活NLRP3炎症小体，但线粒体在NLRP3炎症小体介导ALI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不止如此，阐明临床上各种类型的肺损伤激活线粒体⁃NLRP3炎症小体通路的完整机制可能为未来治疗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思路。文章就NLRP3炎症小体的结构、线粒体⁃NLRP3炎症小体通路的激活机制及其在ALI中的作用展开综述，为ALI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策略。

急性疼痛是由伤害性感受器激活引起的一种保护机体的反应，相比之下，慢性疼痛通常作为炎症性疾病的临床症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枢敏化或外周敏化。目前普遍认为免疫系统对慢性疼痛的发生与维持有重要影响。神经损伤后，免疫系统的巨噬细胞与痛觉感受器进行双向通信在疼痛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组织常驻巨噬细胞的增殖、外周巨噬细胞的浸润以及周围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炎症介质的产生。文章重点介绍了介导初级感觉神经元与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a, DRG）内巨噬细胞相互作用的分子，以及近期出现的治疗痛觉敏化新靶点，如P物质（substance P, SP）、血管紧张素Ⅱ受体（type 2 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AT2R）、微RNA（microRNA, miRNA）以及外泌体，为痛觉敏化的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