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电针（electroacupuncture, EA）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血管再生的影响及肿瘤转移相关蛋白1（metastasis‑associated genes 1, MTA1）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80只8~10周龄C57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每组16只）：假手术组（Sham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组［大脑中动脉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组］、EA治疗组（EA组）、对照干扰小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组（Control siRNA组）、MTA1 siRNA组。Sham组不做任何处理；MCAO组行MCAO，在建模后第3天仅接受麻醉及针刺，不给予EA刺激，连续5 d；EA组MCAO建模后第3天，在“百会”穴进行EA治疗，连续5 d；Control siRNA组MCAO建模后在缺血半暗带区注射对照siRNA，后续处理同EA组；MTA1 siRNA组MCAO建模后在半暗带区注射MTA1 siRNA，后续处理同EA组。采用神经功能学评分、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2, 3, 5‑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 TTC）和TUNEL染色法分别测定神经功能、脑梗死面积和神经元凋亡数量，同时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MTA1、裂解的胱天蛋白酶‑3（cleaved caspase‑3）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蛋白水平；RT‑PCR法测定MTA1 mRNA水平；免疫荧光法标记血管内皮并计算血管密度；比较各组小鼠MCAO术前、术中及术后PaO2、PaCO2、pH、脑血流量及肛温变化情况。 结果 与MCAO组比较，EA组和Control siRNA组神经功能学评分、vWF蛋白水平及血管密度增加（P<0.05），而脑梗死面积、cleaved caspase‑3蛋白水平及神经元凋亡数量减少（P<0.05）；EA组MTA1蛋白水平及MTA1 mRNA水平增加（P<0.05）。与Control siRNA组比较，MTA1 siRNA组神经功能学评分、vWF蛋白水平及血管密度降低（P<0.05），脑梗死面积、cleaved caspase‑3蛋白水平及神经元凋亡数量增加（P<0.05）。与Sham组比较，其余4组小鼠术中脑血流量明显减少（P<0.05），MCAO组和EA组MTA1蛋白水平及MTA1 mRNA水平增加（P<0.05）。其余各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A通过上调MTA1促进血管生成改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功能。

目的 探讨全麻手术患者瞳孔指标预测苏醒后疼痛的准确性。 方法 2021年2月—2022年2月拟行全麻下骨科手术的患者161例，年龄18~65岁，根据术后清醒表达疼痛感受时（T8）的口述分级评分法（Verbal Rating Scale, VRS）评分分为无痛组（VRS评分0分，91例）和疼痛组（VRS评分≥1分，70例）。两组均为常规麻醉诱导。比较两组患者入室（T1）、全麻后切皮前（T2）、切皮后10 s（T3）、切皮后30 s（T4）、切皮后1 h（T5）、手术结束（T6）、拔除气管导管后（T7）、T8的瞳孔光反应速度（pupillary light reflex velocity, PLRV）和瞳孔直径（pupillary diameter, PD）（分别表示为PD1~PD8）。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苏醒后疼痛的危险因素。Spearman分析PD、PLRV与VRS评分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PD、PLRV预测苏醒后疼痛的准确性。 结果 疼痛组PD3~PD7高于无痛组（P<0.05）；与PD1比较，两组患者PD2~PD8降低（P<0.05）；与PD2比较，两组患者PD3~PD8升高（P<0.05）。两组患者T1~T8时PLR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T1比较，两组患者T2~T8时PLRV降低（P<0.05）；与T2比较，两组患者T7~T8时PLRV升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D4［比值比（odds ratio, OR） 3.171，95%CI 0.547~5.663］、PD5（OR 6.528，95%CI 2.135~8.168）、PD6（OR 64.291，95%CI 14.547~289.689）、PD7（OR 70.517，95%CI 27.143~183.495）为苏醒后疼痛的危险因素。PD4~PD7与苏醒后VRS评分具有相关性（r=0.188、0.217、0.684、0.721，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PD6、PD7预测患者苏醒后疼痛的临界值分别为2.05 mm、2.25 mm，敏感度分别为0.857、0.757，特异度分别为0.802、0.923，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03、0.927。 结论 PD是预测患者全麻苏醒后疼痛的有价值指标。

目的 探讨围手术期应用亚麻醉剂量艾司氯胺酮对胸腔镜下肺手术患者术后急性疼痛和早期恢复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行择期胸腔镜下肺手术的患者8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艾司氯胺酮组（K组）和对照组（C组），每组40例。两组在实行标准化全麻方案基础上，K组于麻醉诱导后静脉注射艾司氯胺酮0.2 mg/kg，并以0.1 mg·kg−1·h−1持续静脉泵注至术毕，术后予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舒芬太尼0.03 μg·kg−1·h−1+艾司氯胺酮0.015 mg·kg−1·h−1。C组以同法输注等量生理盐水，术后予PCIA：舒芬太尼0.03 μg·kg−1·h−1。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术中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及拔管时间；记录两组患者术后4、12、24 h及48 h静息与咳嗽时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疼痛评分；记录两组患者术前1 d、术后24 h和术后48 h 40项恢复质量量表（40‑items Quality of Recovery Scale, QoR‑40）评分；记录两组患者术后0~4 h、4~12 h、12~24 h、24~48 h及术后48 h内合计舒芬太尼用量；同时记录两组患者术后48 h内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与C组比较，K组术后12 h咳嗽NRS疼痛评分降低（P<0.05），术后24 h和术后48 h QoR‑40评分均升高（P<0.05），术后48 h内合计舒芬太尼用量降低（P<0.05）；其余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48 h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围手术期应用亚麻醉剂量艾司氯胺酮能够缓解胸腔镜下肺手术患者术后急性疼痛，减少术后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促进早期恢复。

目的 探讨艾司氯胺酮复合罗哌卡因对上肢骨折患者臂丛神经阻滞后反跳痛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于徐州市肿瘤医院在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下行单侧上肢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艾司氯胺酮组（RNK组，75例）和罗哌卡因组（R组，74例）。两组患者均实施超声引导下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RNK组使用药物为0.375%罗哌卡因+0.5 mg/kg艾司氯胺酮30 ml，R组使用药物为0.375%罗哌卡因30 ml，术后均采用舒芬太尼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记录两组患者术后48 h内反跳痛的发生率；记录患者入室，麻醉后5、10、20、30 min，切皮及手术结束时的MAP和心率；记录感觉阻滞起效时间、运动阻滞起效时间、感觉阻滞持续时间和运动阻滞持续时间；记录术前及术后8、12、24、48 h静息和运动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疼痛评分；记录术后24、48 h PCIA舒芬太尼用量、总按压次数及有效按压次数；记录其他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R组比较，RNK组患者术后48 h内反跳痛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与入室比较，RNK组麻醉后5、 10 min MAP、心率升高（P<0.05）；与麻醉后5 min比较，RNK组麻醉后10 min MAP升高（P<0.05），麻醉后20 min和30 min、切皮、手术结束时MAP和心率均降低（P<0.05）；与麻醉后10 min比较，RNK组麻醉后20 min和30 min、切皮、手术结束时MAP、心率均降低（P<0.05）。与R组比较，RNK组麻醉后5、10 min MAP、心率明显升高（P<0.05）。与R组比较，RNK组感觉、运动阻滞起效快且持续时间长（P<0.05）。与入室比较，R组术后8、48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降低（P<0.05），RNK组术后8、12、48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降低（P<0.05）；与术后8 h比较，R组和RNK组术后12、24、48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升高（P<0.05）；与术后12 h比较，R组和RNK组术后24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升高（P<0.05），R组术后48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降低（P<0.05）；与术后24 h比较，R组术后48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和RNK组运动NRS疼痛评分降低（P<0.05）。与R组比较，RNK组患者术后12、24 h静息和运动NRS疼痛评分均降低（P<0.05）。其他时点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R组比较，RNK组术后24、48 h PCIA舒芬太尼用量、有效按压及总按压次数降低（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艾司氯胺酮作为罗哌卡因佐剂用于超声引导下锁骨上臂丛神经阻滞，可降低臂丛神经阻滞后反跳痛的发生率，显著缩短阻滞起效时间，延长阻滞持续时间。

目的 比较ConView麻醉深度监测和Narcotrend麻醉深度监测在依托咪酯靶控输注（target controlled infusion, TCI）麻醉中的一致性。 方法 选取拟行择期中耳手术的患者120例，年龄18~65岁，ASA分级Ⅰ、Ⅱ级，每例患者均同时进行ConView麻醉深度监测（Ai指数）和Narcotrend麻醉深度监测（Nt指数）。采用依托咪酯复合瑞芬太尼静脉TCI麻醉，记录诱导前（T1）、诱导后1 min（T2）、诱导后3 min（T3）、插管后3 min（T4）、插管后5 min（T5）、手术开始时（T6）、手术30 min（T7）、手术1 h（T8）、手术1.5 h（T9）、手术结束时（T10）、拔管时（T11）及拔管后5 min（T12）的Nt指数和Ai指数，采用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两种指数的变化趋势。 结果 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显示，整体Nt指数和Ai指数差值均数为1.20，一致性范围外占比4.58%（66/1 440）。仅T2时Nt指数和Ai指数差值均数较大（−9.34），一致性范围外占比为5.00%（6/120）。 结论 ConView麻醉深度监测仪和Narcotrend麻醉深度监测仪均能客观反映患者接受依托咪酯TCI过程中的实时麻醉深度。

目的 观察电针联合竖脊肌平面阻滞在非气管插管胸腔镜手术中应用的可行性、优越性以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择期行胸腔镜手术的患者4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电针联合竖脊肌平面阻滞组（A组）及单纯竖脊肌平面阻滞组（B组），每组20例。两组均进行竖脊肌平面阻滞，A组全程进行电针穴位刺激，B组模拟电针穴位刺激措施但不通电刺激。记录患者手术类型，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和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按照舒芬太尼的10倍剂量换算成等效瑞芬太尼剂量）、心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记录术前、切皮前、术后1 h PaCO2以及术中PaCO2最高值，术后1 h、24 h VAS疼痛评分，术后24 h内进行补救镇痛的例数，术前WBC及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s, NEU）计数及其与术后第1天的差值；记录术后住院时间和术后恶心、呕吐、头晕、躁动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B组比较，A组患者瑞芬太尼用量明显减少，术中PaCO2最高值明显降低（P<0.05）。两组患者手术类型、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右美托咪定用量和术中心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PaCO2（术前、切皮前及术后1 h）、VAS疼痛评分（术后1 h、24 h）、术后24 h内进行补救镇痛例数、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前WBC、NEU计数以及术后第1天WBC、NEU与术前的差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电针联合竖脊肌平面阻滞非气管插管的麻醉方式可降低术中瑞芬太尼的用量，且术中PaCO2升高程度较小，呼吸更加平稳。

目的 总结胰腺癌患者行开腹纳米刀消融术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和麻醉管理经验。 方法 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31例行开腹纳米刀消融术的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基本情况、麻醉管理策略。主要指标包括消融期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和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次要指标包括消融期SBP、DBP最大升高和降低百分比，心率最大增快和减慢百分比，术中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术后24 h静息和活动VAS疼痛评分，术后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 结果 31例患者年龄（59±10）岁，ASA分级Ⅱ级24例、Ⅲ级7例，最常见的术前合并症是高血压（38.7%），常出现的症状是腹痛（64.5%）和腹胀（35.5%），肿瘤多位于胰腺头颈部（80.4%）。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完成手术并在术中进行了腹腔神经丛阻滞，其中3例患者辅助使用了胸椎旁神经阻滞，2例患者辅助使用了硬膜外麻醉。消融期77.4%的患者出现高血压，80.6%的患者出现低血压，58.1%的患者既出现了高血压也出现了低血压，51.6%的患者需要使用升压药，67.7%的患者需要使用降压药；35.5%的患者出现了一过性心动过速；9.7%的患者出现了一过性心律失常。与麻醉前比较，消融期SBP最大升高百分比为10.1%（95%CI 2.4%~17.9%），DBP最大升高百分比为12.9%（95%CI 4.5%~21.4%），心率最大增快百分比为19.2%（95%CI 11.5%~27.0%）；SBP最大降低百分比为−36.0%（95%CI −40.9%~−31.0%），DBP最大降低百分比为−32.1%（95%CI −37.1%~−27.1%），心率最大减慢百分比为−28.7%（95%CI −32.6%~−24.7%）；患者麻醉时间为（305±69） min，手术时间为（266±69） min。患者术后均在手术室拔除气管导管，安全返回病房。术后24 h静息VAS疼痛评分为（2.5±1.1） 分，活动VAS疼痛评分为（4.2±1.8） 分。术后住院时间（11±5） d，总住院时间（16±6） d。 结论 胰腺癌纳米刀消融术患者围手术期高血压和低血压发生率高，可发生一过性心律失常。消融期深肌松、心电同步模式及多模式镇痛方案对围手术期管理至关重要。

目的 探讨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术后肌松残余（postoperative residual curarization, PORC）的影响。 方法 选取择期行乳腺癌根治手术的患者71例，根据患者是否进行新辅助化疗分为两组：新辅助化疗组（N组，35例）和对照组（C组，36例）。N组术前行4~6周期新辅助化疗，其中21例行多西他赛+环磷酰胺（TC）方案，14例行多西他赛+洛铂（Tcb）方案，化疗结束1个月内行手术治疗；C组直接行手术治疗。记录两组患者拔除喉罩即刻、入PACU即刻的四个成串刺激比值（train‑of‑four ratio, TOFR），计算PORC发生率。记录两组患者术前肝肾功能、电解质及酸碱水平，术中麻醉药使用情况及输液量，肌松恢复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拔管后最低SpO2及低氧血症发生情况，恢复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肝肾功能、电解质及酸碱水平，术中麻醉药使用情况及输液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除喉罩即刻，N组TOFR低于C组（P<0.05），PORC发生率高于C组（P<0.05）；入PACU即刻，N组TOFR低于C组（P<0.05），PORC发生率高于C组（P<0.05）。N组肌松恢复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均较C组延长（P<0.05）。N组拔管后最低SpO2低于C组（P<0.05），低氧血症发生率高于C组（P<0.05）。两组患者恢复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PORC发生率高于未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患者，且麻醉恢复时间、肌松恢复时间、PACU停留时间延长，术后低氧血症发生率增高。

目的 研究胸骨角是否可以作为婴儿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深度的解剖标记。 方法 选择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全麻下行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术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80例，年龄1~12个月。患儿全麻后行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术。测量从皮肤穿刺点（I点）至锁骨上切迹（A点）的距离，锁骨上切迹至胸骨角水平的垂直距离（交点为B点），记录IA+AB距离即为中心静脉导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的置管深度（D）。术后常规拍摄胸部X线片，观察图像上CVC尖端和气管隆突水平的相对位置，并测量二者之间的垂直距离（F）及计算穿刺点至气管隆突水平的垂直距离（E）。记录相关并发症。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以确定预测深静脉穿刺置管深度的因素。 结果 共79例患儿完成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术，其中24例（30.4%）患儿CVC尖端在气管隆突水平以上，8例（10.1%）患儿CVC尖端在气管隆突水平，47例（59.5%）患儿CVC尖端在气管隆突水平以下。所有患儿无严重并发症。D为5.0（4.5，5.5） cm，F为2.0（1.0，4.0） mm，E为4.9（4.4，5.3） cm。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D与身高和年龄具有相关性（P<0.05）。多元线性方程为：CVC置管深度（cm）=1.899+0.180×年龄（m）+0.036×身高（cm）。 结论 对于婴儿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深度的测量，胸骨角是一个安全可靠的解剖标记，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中心静脉置管。

目的 评价瑞马唑仑复合瑞芬太尼用于眼科手术患者全身麻醉的效果。 方法 择期行眼科手术的患者80例，ASA分级Ⅰ、Ⅱ级，年龄50~70岁，性别不限，BMI 18~30 kg/m2，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40例）：异丙酚复合瑞芬太尼组（P组）和瑞马唑仑复合瑞芬太尼组（R组）。麻醉诱导：P组静脉注射异丙酚2 mg/kg，R组静脉注射瑞马唑仑0.2 mg/kg，两组均给予阿芬太尼30 μg/kg，待患者意识消失后给予苯磺顺阿曲库铵0.2 mg/kg，置入喉罩。麻醉维持：P组静脉泵注异丙酚6~10 mg·kg−1·h−1，R组静脉泵注瑞马唑仑0.4~1.2 mg·kg−1·h−1，两组复合静脉泵注瑞芬太尼0.1~0.2 μg·kg−1·min−1，间断静脉注射苯磺顺阿曲库铵，术中维持BIS值50~60和血流动力学稳定。记录患者手术时间、麻醉时间、输液量、术中瑞芬太尼用量、意识消失时间、意识恢复时间、拔除喉罩时间、PACU停留时间，记录术中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发生情况以及升压药使用情况，记录注射痛和术后低氧、嗜睡、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记录术中知晓发生情况及补救镇痛情况。 结果 与P组比较，R组意识消失时间、意识恢复时间、拔除喉罩时间、PACU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血压和心动过缓发生率降低（P<0.05），术中升压药使用率降低（P<0.05），麻醉诱导时注射痛发生率降低（P<0.05）。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术中知晓，均不需要补救镇痛。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瑞马唑仑复合瑞芬太尼可安全有效地用于眼科手术患者的麻醉。

急性缺血性卒中是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血栓阻塞导致脑缺血甚至坏死，引起人体功能损伤及意识障碍。文章报道1例高龄股骨骨折患者合并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颅内多血管狭窄，拟行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的麻醉管理资料。患者术前发生急性缺血性卒中，并启用了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麻醉科医师选择超声引导下坐骨神经阻滞和腰丛神经阻滞进行麻醉。患者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术后无谵妄及其他神经系统并发症。

声门上喷射供氧通气（supraglottic jet oxygenation and ventilation, SJOV）是一种新型的无创呼吸支持技术，可以为呼吸抑制乃至呼吸暂停的患者提供有效、安全、可靠的供氧和通气，SJOV操作简单，氧合效果好，且无严重并发症。文章综述了SJOV的设置、临床应用及可能引发的并发症，并与其他氧合通气装置进行了比较。SJOV在喉部手术、支气管镜检查以及困难气道的处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并可应用于部分门诊手术和无痛检查，尤其适用于缺氧风险较高的特殊患者。SJOV在更多临床场景的广泛应用，尚有待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以证实。

双腔支气管导管（double‑lumen endotracheal tube, DLT）是胸外科手术中最常使用的气道管理工具。人体气道的解剖特点为右主支气管较短，且右肺上叶开口可能会存在解剖变异，使用现有的右侧双腔支气管导管（right double‑lumen endotracheal tube, RDLT）可能会有隔离不良、容易移位、阻塞右肺上叶等风险。为了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各种新型RDLT设计应运而生，为临床提供了一些潜在的新的解决办法。文章总结了目前比较有临床价值的RDLT改进方案，以期为有关临床问题和产品的研发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椎管内分娩镇痛是最有效和理想的分娩镇痛方式，但仍然存在一些常见并发症。文章针对低血压、硬脊膜穿破后头痛（postdural puncture headache, PDPH）、硬膜外相关产时发热（epidural‑related maternal fever, ERMF）、爆发痛、镇痛不全、宫缩乏力、短暂胎心监护异常、尿潴留、瘙痒等常见并发症以及中转剖宫产术的新进展、预防以及处理进行阐述，旨在确保母婴安全，提高分娩镇痛质量，规范分娩镇痛的临床操作及管理。

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 STING）作为先天免疫的组成部分，激活后可参与机体对异常双链DNA的防御。在中枢神经系统中，STING的异常激活与神经炎症间存在密切联系，进而影响慢性疼痛的发生与发展。文章对STING的病理生理作用，下游TANK结合蛋白1（TANK‑binding kinase 1, TBK1）/干扰素调节因子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 IRF3）、NF‑κB信号通路激活过程与STING及其下游因子通过影响神经元、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参与慢性疼痛发生发展的可能机制进行综述，为以STING作为靶点缓解慢性疼痛的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近年研究表明，脂肪酸结合蛋白（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FABP）不仅参与脂质代谢，还具有许多其他生物学功能，包括调控疼痛的产生与发展。FABP参与疼痛调控的机制十分复杂，文章就FABP的结构与功能、对疼痛的影响及相关调控机制以及FABP抑制剂的应用与效果进行总结。不同亚型FABP结构各异，调节疼痛的机制也不尽相同，主要通过激活疼痛相关受体，调节大麻素等疼痛相关分子的代谢影响炎症信号通路，进而影响痛觉的发生与发展。而抑制FABP的功能也成为镇痛药物研发的新靶点，FABP的抑制剂应运而生，并在动物模型中取得了一定的镇痛成效，为开发潜在镇痛靶点提供新方向。

术后慢性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 CPSP）对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是社会面临的主要医学问题之一。部分患者尽管围手术期积极采取了多模式镇痛方案，但术后急性疼痛（acute postsurgical pain, APSP）仍可转变为CPSP。文章从人口学特征、围手术期变量、心理及遗传等因素综述了CPSP的危险因素，其中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肥胖、吸烟，围手术期变量包括术前慢性疼痛、定量感觉测试、手术类型或方式、APSP、术后放疗和化疗，心理因素包括抑郁、焦虑、疼痛灾难化、预期疼痛，遗传因素主要指基因多态性。明确上述危险因素可早期识别高风险患者并积极实施个体化镇痛方案。

慢性术后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 CPSP）是干扰患者术后日常活动和影响患者身体基本机能恢复的一类疼痛综合征，并带来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CPSP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尚不明确，给疾病的治疗带来困难。目前的研究支持CPSP受到遗传、社会心理、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并且与复杂的神经系统调制有关。文章简要介绍CPSP的定义和流行病学，从遗传的疼痛易感性出发，结合表观遗传因素、肠道微生物、环境以及神经调制系统的相互作用，重点阐述CPSP的发病机制，旨在为基础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外侧隔核（lateral septum, LS）位于胼胝体与内侧隔核（medial septum, MS）之间，主要由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能神经元组成。LS作为边缘系统的重要枢纽接受海马的传入，向下丘脑发出广泛的神经纤维投射，参与情绪、社会和动机等行为调控。文章围绕LS的解剖与功能异质性，系统综述了不同神经元亚型及其相关神经环路在焦虑、恐惧、运动、攻击、进食、记忆、睡眠和麻醉中的调控作用，以期为进一步认识LS的病理和生理功能提供参考。

中脑星形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mesencephalic astrocyt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MANF）是一种进化保守的神经营养因子，大量研究表明MANF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CIRI）中发挥重大的调节作用，通过参与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抑制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等，缓解CIRI。文章综述了MANF的功能以及在CIRI中的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以期为进一步探寻CIRI的防治措施提供新方向。

脓毒症是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髓源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 MDSC）是一群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髓系细胞群体，脓毒症时大量扩增，与晚期脓毒症的免疫抑制状态和院内继发感染密切相关，阻断和抑制MDSC的扩增和功能成为脓毒症治疗的新热点。近年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中药单体（如牛蒡子苷元、甘草酸、当药苷和牛黄脱氧胆酸等）可通过调控MDSC的比例和功能，阻断其免疫抑制作用，促进T细胞增殖，发挥一定的脓毒症保护作用。文章主要综述了MDSC在脓毒症中的作用和中药单体在脓毒症中对MDSC的调控作用，以期为中药单体防治脓毒症提供新的作用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