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麻醉主要包括脑肿瘤手术麻醉、脑血管病手术麻醉和颅脑创伤手术麻醉等。作者团队自2018年以来，每年都会跟踪神经外科麻醉最新文献进展，文章针对2021年神经外科相关疾病的围手术期管理、围手术期药物应用、麻醉方法等进行阐述。

目的 观察机器人妇科手术极度头低体位下，持续深肌松和非持续深肌松两种肌松管理方案对患者视神经鞘直径（optic nerve sheath diameter, ONSD）所反映的颅内压的影响。 方法 选择18~80岁、ASA分级Ⅰ、Ⅱ级，BMI 18~30 kg/m2的机器人妇科手术患者50例，按计算机生成的随机序列表分为持续深肌松组和非持续深肌松组，每组25例。持续深肌松组和非持续深肌松组分别维持术中肌松于强直刺激后计数1~2或仅单次给予诱导剂量。手术结束时给予舒更葡糖钠拮抗。记录头低体位前及头低体位结束时的ONSD，记录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外科医师要求增加气腹压力次数、苏醒期躁动及低氧发生率、术后24 h内患者肩痛发生率及患者满意度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头低体位前ONS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头低体位结束时持续深肌松组ONSD明显小于非持续深肌松组（P<0.05）。与头低体位前ONSD基线值比较，头低体位结束后非持续深肌松组患者ONSD明显增加（P<0.05），持续深肌松组患者ONS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苏醒时间、拔管时间、上调腹压次数、苏醒期躁动和低氧发生情况、术后24 h患者满意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持续深肌松组术后24 h内肩痛发生率较非持续深肌松组低（P<0.05）。 结论 对于极度头低体位下气腹妇科手术患者，术中维持深肌松可能有利于减轻颅内压的升高幅度。

目的 探讨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epsis‑associated encephalopathy, SAE）的相关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 DEG）和信号转导途径。 方法 基于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的脓毒症患者脑组织的基因组数据，采用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富集分析，以及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分析，确定SAE的DEG。 结果 DEG在免疫应答、炎症反应、凋亡过程的负调控、蛋白质水解等方面显著富集。通过PPI分析筛选出10个枢纽基因，包括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转录因子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1, SREBF1）、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3, SOCS3）、封闭蛋白5（claudin 5, CLDN5）、免疫球蛋白结构域蛋白4（V‑set and immunoglobulin domain containing 4, VSIG4）、DNA损伤诱导蛋白45β（growth arrest and DNA damage inducible protein 45β, GADD45β）、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 ICAM1）、血管生成素‑2基因（angiopoietin 2, ANGPT2）、CD14、CD163、血栓反应蛋白1（thrombospondin 1, THBS1）。 结论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出与SAE相关的10个枢纽基因，这些基因和机体的免疫炎症相关。

目的 探讨术中静脉输注利多卡因对幕上肿瘤切除术患者术后早期恢复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择期行幕上肿瘤切除术患者6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利多卡因组（L组）和生理盐水组（C组），每组30例。两组其他麻醉用药相同基础上，L组在麻醉诱导前10 min内静脉注射利多卡因1.5 mg/kg，后以2.0 mg·kg−1·h−1速度输注至术毕，C组患者在相同时间点注射同等剂量和同等速度泵注生理盐水。记录术前1 d（D1）、术后1 d（D2）、术后2 d（D3）、术后7 d（D4）的40项恢复质量评分（40‑item Quality of Recovery Score, QoR‑40）量表评分；记录患者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拔管时间，术中舒芬太尼、瑞芬太尼、丙泊酚用量，术中不良事件发生率及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拔管时呛咳、躁动发生率，术后24 h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发生率，补救镇痛率，术后24 h VAS疼痛评分及术后住院天数。 结果 与C组比较，L组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用量减少（P<0.05）。两组患者D1时QoR‑40量表总评分及具体5个维度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D1时比较：两组患者D2、D3时QoR‑40量表总评分及身体舒适度、情绪状态、自理能力、疼痛评分降低（P<0.05），C组D2时心理支持评分降低（P<0.05），而L组D3时心理支持评分升高（P<0.05）；两组患者D4时QoR‑40量表总评分及身体舒适度、自理能力评分降低，心理支持评分升高（P<0.05），C组D4时疼痛评分降低（P<0.05）。与C组比较，L组D2、D3时QoR‑40量表总评分及身体舒适度、情绪状态、疼痛评分升高（P<0.05）。L组术中高血压、低血压发生率及升压药使用率，拔管时呛咳、躁动，术后24 h PONV发生率，补救镇痛率，术后24 h VAS疼痛评分和术后住院天数均低于C组（P<0.05）。其余指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中静脉输注利多卡因可以提高幕上肿瘤切除术患者术后2 d的QoR‑40评分，减少围手术期阿片类药物用量，降低PONV发生率和疼痛强度，提高术后早期恢复质量。

目的 评价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联合阿扎司琼用于术后静脉镇痛对女性患者后路腰椎融合术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的防治效果。 方法 择期后路多节段腰椎融合术的女性患者180例，年龄18~65岁，BMI 18~30 kg/m2，ASA分级Ⅰ、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60例）：Dex+阿扎司琼组（DA组）、Dex组（D组）、阿扎司琼组（A组），术后静脉镇痛配方分别为Dex 1.5 μg/kg+阿扎司琼30 mg+舒芬太尼2 μg/kg、Dex 1.5 μg/kg+舒芬太尼2 μg/kg、阿扎司琼30 mg+舒芬太尼2 μg/kg，均用生理盐水稀释到100 ml，输注速度为2 ml/h。缝皮时开始连接术后镇痛泵。比较3组患者术后0~6 h、6~12 h、12~24 h、24~48 h、0~48 h恶心、呕吐及补救止吐情况。记录3组患者术后6、12、24、48 h静息VAS疼痛评分、Ramsay镇静评分。观察3组患者术后48 h内补救镇痛及低血压、心动过缓、Ramsay镇静评分≥4分、头晕/头痛、腹胀/便秘、皮疹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A组比较：DA组术后0~6 h、6~12 h、24~48 h、0~48 h恶心发生率下降（P<0.05），术后6~12 h、0~48 h呕吐发生率下降（P<0.05），补救止吐例数明显减少（P<0.05）；D组术后0~6 h恶心、呕吐发生率升高（P<0.05）。与D组比较：DA组术后0~6 h、6~12 h、0~48 h恶心发生率下降（P<0.05），术后0~6 h、6~12 h、0~48 h呕吐发生率下降（P<0.05），补救止吐例数也明显减少（P<0.05）。3组患者术后6、12、24、48 h静息VAS疼痛评分、Ramsay镇静评分及补救镇痛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术后48 h内低血压、心动过缓、Ramsay镇静评分≥4分、头晕/头痛、腹胀/便秘、皮疹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剂量Dex联合阿扎司琼用于术后静脉镇痛可降低女性患者后路腰椎融合术PONV发生率，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目的 探讨经皮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术（percutaneous trigeminal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 PRT）和经皮穿刺球囊压迫术（percutaneous balloon compression, PBC）治疗伴持续疼痛（concomitant continuous pain, CCP）型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lgia, TN）的疗效。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2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疼痛科接受手术治疗且完成随访的60例三叉神经2、3支疼痛的CCP型TN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类型分为PRT组和PBC组（每组30例）。采用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和巴罗神经学研究所（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 BNI）疼痛分级评定标准评估患者疼痛程度和疗效，比较两组患者术前（T0）、术后即刻（T1）、术后1周（T2）、术后1个月（T3）、术后3个月（T4）、术后6个月（T5）、术后12个月（T6）的NRS评分和T1~T6时的治疗有效率，比较两组患者T3时不良反应发生率及T6时疼痛复发率。 结果 与T0比较，两组患者T1~T6时NRS评分降低（P<0.05）；PRT组T4~T6时NRS评分高于PBC组（P<0.05）。PBC组T5、T6时治疗有效率优于PRT组（P<0.05）。两组患者T3时严重麻木、咀嚼力减退、流涎、口唇疱疹等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RT组T6时疼痛复发率高于PBC组（P<0.05）。 结论 PRT和PBC均能有效治疗CCP型TN，但PBC术后12个月的疼痛复发率较PRT低，PBC能更好地控制CCP型TN患者的疼痛。与PRT相比，PBC是治疗CCP型TN的更优选择。

目的 评价不同剂量灵芝多糖（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 GLP）预处理对CPB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方法 清洁级雄性SD大鼠100只，体重350~45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每组20例）：假手术组（S组）、CPB组（C组）、GLP低剂量组（G1组）、GLP中剂量组（G2组）、GLP高剂量组（G3组）。各组大鼠均麻醉状态下用透光法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右颈内静脉、左侧股动脉和右侧股动静脉穿刺置管，C组和G1组、G2组、G3组建立无血预充CPB伴心脏不停搏模型，行CPB 1 h，S组不建立模型只观察1 h。G1组、G2组、G3组分别于术前连续7 d给予12.5、25.0、50.0 μg/g GLP溶液灌胃，S组和C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于CPB结束即刻、CPB结束后5 h取血清，并于CPB结束后5 h麻醉下处死大鼠取海马组织，用ELISA 法检测血清S100钙结合蛋白β（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β, S100β）和脑损伤标志物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浓度，Western blot法检测海马组织B淋巴细胞瘤/白血病‑2（B‑cell lymphoma/leukemia 2, Bcl‑2）和Bcl‑2相关X蛋白（Bcl‑2 related X protein, Bax）的表达，计算Bcl‑2/Bax，TUNEL法计算海马组织神经元凋亡指数。 结果 与S组比较，C组、G1组、G2组、G3组血清S100β、NSE浓度在CPB结束即刻、CPB结束后5 h均明显升高（P<0.05），Bcl‑2表达下调（P<0.05），Bax表达上调（P<0.05），Bcl‑2/Bax降低（P<0.05），海马神经元凋亡指数升高（P<0.05）。与C组比较，G1组、G2组和G3组血清S100β、NSE浓度在CPB结束即刻、CPB结束后5 h均明显降低（P<0.05），Bcl‑2表达上调（P<0.05），Bax表达下调（P<0.05），Bcl‑2/Bax升高（P<0.05），海马神经元凋亡指数降低（P<0.05）。与G1组比较，G2组、G3组血清S100β、NSE浓度在CPB结束即刻、CPB结束后5 h均明显降低（P<0.05），Bcl‑2表达上调（P<0.05），Bax表达下调（P<0.05），Bcl‑2/Bax升高（P<0.05），海马神经元凋亡指数降低（P<0.05）。与G2组比较，G3组血清S100β、NSE浓度在CPB结束即刻、CPB结束后5 h均明显降低（P<0.05），Bcl‑2表达上调（P<0.05），Bax表达下调（P<0.05），Bcl‑2/Bax升高（P<0.05），海马神经元凋亡指数降低（P<0.05）。 结论 GLP预处理呈剂量依赖性调节脑组织Bcl‑2和Bax的失衡，抑制海马神经元凋亡，减轻CPB大鼠脑损伤。

目的 调查国内帕金森病患者行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手术的麻醉管理现状，进而为优化DBS手术麻醉策略、改善患者预后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问卷制作软件设计线上问卷调查表，设置医院名称、性质，开展DBS手术时间和数量，不同手术阶段的麻醉方式、药物选择和气道管理，术后谵妄和苏醒延迟发生率等38道题目，并对回收的调查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来自全国36家三级医院的有效问卷59份。目前国内开展DBS手术的医院分布并不均衡，虽然很多医院开展DBS手术时间超过5年，但医院每年开展DBS手术的数量差异很大，该手术麻醉管理策略方面各医院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调查初步反映了国内DBS手术麻醉管理存在较大改进空间，麻醉医师应当了解帕金森病患者的病情特点和DBS手术麻醉管理的特殊需求，未来有必要加强国内医院间合作，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提高循证医学质量。

目的 探索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定（dexmetomidine, Dex）对颅脑肿瘤切除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及外周血相关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21年11月—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行额颞部肿瘤切除术的患者8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Dex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其中20例因为血液样本缺失剔除，故最终入组患者60例（每组30例）。两组患者麻醉其他用药相同基础上，Dex组患者于插管后10 min给予静脉输注Dex 0.6 μg/kg负荷剂量，然后以0.4 μg·kg−1·h−1的速率持续输注至术中止血，对照组给予等容量生理盐水。术后1~5 d，采用镇静评分（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 RASS）、精神错乱评估法（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Intensive Care Uni, CAM‑ICU）及3分钟精神错乱评估法（3‑Minute Diagnostic Interview for CAM, 3D‑CAM）相结合的方法对患者进行POD评估，记录两组患者POD发生率。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两组患者诱导后（T1）、试验药物停止输注时（T2）、术毕（T3）时外周血IL‑6、TNF‑α水平，并比较发生POD和未发生POD的患者T1、T2、T3时的外周血IL‑6、TNF‑α水平。比较两组患者术前人口学特征及基线资料及术中资料。根据患者基线资料信息、围手术期临床信息和既往文献报道的相关因素进行POD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变量筛选，将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P<0.1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神经外科肿瘤患者POD的影响因素。 结果 对照组术中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比例高于Dex组（P<0.05）。Dex组6例（20%）发生POD，低于对照组15例（50%）（P<0.05）。两组患者各时点IL‑6、TNF‑α水平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T3时IL‑6水平高于T2时（P<0.05），而TNF‑α水平各时点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ex组T3时IL‑6水平高于T1、T2时（P<0.05），T3时TNF‑α水平高于T1时（P<0.05）。发生POD的患者和未发生POD的患者各时点IL‑6和TNF‑α水平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未发生POD的患者T3时IL‑6水平高于T1、T2时（P<0.05），T3时TNF‑α水平高于T1时（P<0.05）；发生POD的患者T3时IL‑6水平高于T2时（P<0.05），而TNF‑α水平各时点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应用Dex是POD发生的保护性因素（P=0.014，OR=0.21，95%CI 0.06~0.73），年龄是POD发生的危险因素（P=0.023，OR=1.07，95%CI 1.01~1.13）。 结论 术中持续输注Dex可以显著降低颅脑肿瘤切除患者术后5 d内POD的发生率；未观察到Dex能通过降低全身炎症因子（IL‑6、TNF‑α）水平来预防POD的发生。

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是最复杂的颅底肿瘤之一，发病率低，肿瘤组织常与神经、血管广泛紧密粘连。此类肿瘤患者术前常合并后组脑神经损伤，手术创伤大、时间长，术中需全面的神经功能电生理监测，围手术期管理复杂。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近日完成了1例在全麻下行右侧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切除+颅骨修补术。现整理此病例围手术期管理体会，以期为该类患者围手术期管理提供参考。

髋部骨折是老年患者常见的外伤性疾病。该类患者常伴发多种并存疾病和并发症，麻醉评估及管理不当会导致术后并发症和病死率显著增加。该病例因车祸致伤，合并糖尿病、脑梗死后遗症，术前发生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non‑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NSTEMI），反复心衰，经过细致评估与前期治疗，术中采用预防心肌缺血、肺保护通气策略、深麻醉下喉罩替代拔管、多模式镇痛等措施，很好地控制了手术麻醉应激，最终较为平稳地完成了手术麻醉及术后管理，患者顺利出院。总结该病例处置经验，以期为该类型老年髋部骨折麻醉评估与管理提供参考。

近年来，全麻的神经环路机制成为神经科学和麻醉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丘脑‑皮质环路的结构及功能完整对意识维持至关重要。文章综述了丘脑‑皮质环路的神经解剖学特性、神经生理特性及其在全麻药物诱导的意识消失中的作用研究进展，以期为全面理解全麻药物作用机制及意识产生和维持的生理机制提供新思路。

铁死亡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型细胞死亡机制，通常在细胞死亡过程中伴有大量铁积累和脂质过氧化作用。铁死亡在脑损伤中起关键作用，铁死亡抑制剂可有效改善铁稳态、脂质代谢、氧化还原稳定、神经元重塑和创伤后功能恢复。文章综述了铁死亡最新分子机制及其进展，重点综述其在脑缺血、脑出血、外伤性脑损伤和其他急性脑损伤中的作用。理解铁死亡的作用，可为进一步了解脑损伤发病机制及寻找新的治疗靶点提供参考。

近年来，围手术期脑卒中在我国发病率呈升高趋势，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因此备受临床医师尤其是麻醉医师的关注。然而，围手术期脑卒中的识别和诊断较为困难，有效的术前预防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文章就围手术期脑卒中的定义、病因及危险因素、预防、术中管理、诊断和早期治疗等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麻醉医师全面认识围手术期脑卒中的概念、了解其发生原因、掌握围手术期预防措施和麻醉管理原则，并对术中和术后可疑脑卒中进行初步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脑血管痉挛（cerebral vasospasm, CVS）是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SAH致死和致残的重要原因。积极防治CVS是改善SAH预后的关键。文章复习近年相关文献与证据，针对CVS的发病机制、治疗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优化围手术期管理，改善患者预后。

麻醉方法、麻醉管理及管理流程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行血管内治疗（endovascular treatment, EVT）后神经功能预后相关。关于麻醉方法孰优孰劣尚无共识，麻醉管理对AIS行EVT术后神经功能预后的影响也无指南性意见，管理流程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文章从麻醉方法的选择及其影响，麻醉管理的影响要素及麻醉实施，管理流程（包括院前及院内管理流程）3个方面对AIS患者行EVT术后神经功能预后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优化麻醉管理措施，改善患者预后。

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 SD）已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扰乱机体各方面功能，其中对认知功能的损害尤为重要。虽然SD对认知功能的危害逐渐成为热点话题，但其相关机制尚不明确。文章通过免疫系统、氧化应激、突触可塑性、肠‑脑轴等多方面综述SD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机制，分析多种肠道菌群代谢物的相关研究，为SD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机制的探索提供新的角度，为今后改善睡眠障碍提供一定启发。

缺血性脑损伤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致使脑组织失去功能，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重要疾病之一。当前关于应用生物标志物来评估患者的病情及预后的研究逐渐展开，其发挥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通过应用分子生物学可对缺血性脑损伤特定的生物标志物进行检测，从而做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及时干预，改善患者预后。文章对目前常用的生物标志物，如炎性生化反应标志物、神经系统血清标志物、非编码RNA、血清铁蛋白等的现阶段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正常的睡眠和睡眠‑觉醒周期对于学习、记忆等认知功能至关重要，而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 SD）可通过多种机制损伤学习、记忆功能，其中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 REM）睡眠的记忆巩固功能和突触可塑性占据着关键性地位。近年来研究证实，黑色素聚集激素（melanin‑concentrating hormone, MCH）系统在SD损伤学习、记忆功能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围绕SD中MCH系统功能的变化及其对REM睡眠、突触可塑性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作用于学习、记忆功能进行综述，旨在为进一步探究SD损伤学习、记忆功能的作用机制提供新思路。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是一种新型无创脑刺激技术，通过微弱电流作用于大脑皮质，通过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元兴奋性、增强神经可塑性，改善神经系统功能。近年来，tDCS以其安全、高效、便携等优点，在神经精神疾病等脑功能调控领域广泛应用，但其在围术期医学领域中的研究较少。文章主要从tDCS的作用机制、围手术期应用及前景、不良反应等方面概述其在围术期医学中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其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提供参考。

脑血流自动调节（cerebral autoregulation, CA）作为围手术期维持脑血流动力学稳定的内在机制，其监测对于围手术期神经功能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经颅多普勒超声技术、近红外光谱技术、超声标记的近红外光谱技术临床应用的广泛开展，CA监测在围手术期脆弱脑功能患者的识别与围手术期脑功能保护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价值。文章就近年来围手术期CA功能监测进展进行综述，对术中麻醉管理决策具有指导意义，从而为降低术后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