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kindlin‑1对神经病理性疼痛大鼠脊髓星形胶质细胞活化的影响。 方法 雄性SD大鼠18只，体重250~280 g，10~12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3组（每组6只）：假手术组（S组）、神经病理性疼痛组（NP组）和kindlin‑1抑制组（K组）。采用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法建立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模型，S组大鼠仅暴露坐骨神经不进行结扎。K组大鼠于术前21 d鞘内注射短发夹RNA（short hairpin RNA, shRNA）抑制kindlin‑1表达，S组和NP组大鼠于术前21 d鞘内注射空载病毒进行对照。分别于术前1 d及术后1、4、7、10、13 d时测定机械刺激缩足反射阈值（paw withdrawal mechanical threshold, PWMT）和热刺激缩足反射潜伏期（paw withdrawal thermal latency, PWTL）。于术后13 d痛阈测定结束后处死大鼠取脊髓组织，采用免疫荧光双染标定kindlin‑1与星形胶质细胞表达情况，Western blot法测定脊髓内kindlin‑1的表达。 结果 与S组比较，NP组大鼠术后4、7、10、13 d时PWMT降低、PWTL缩短，脊髓内kindlin‑1蛋白表达上调，kindlin‑1的光密度（D）值增加，星形胶质细胞活化率升高（P<0.05）；与NP组比较，K组术后4、7、10、13 d时PWMT升高、PWTL延长，脊髓内kindlin‑1表达下调，kindlin‑1的D值减少，星形胶质细胞活化率降低（P<0.05）。 结论 kindlin‑1参与了神经病理性疼痛大鼠脊髓内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过程。

目的 观察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Nrf2）在白藜芦醇（resveratrol, Res）预处理减轻糖尿病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MI/RI）中的作用。 方法 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体重200~220 g，4~5月龄，采用先喂养高脂饲料4周后，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streptozotocin, STZ）30 mg/kg的方法制备糖尿病大鼠模型。取糖尿病模型制备成功的大鼠30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10只）：假手术组（Sham组）、心肌缺血/再灌注组（MI/R组）和心肌缺血/再灌注+Res组（MI/R+Res组）。采用结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30 min，恢复灌注120 min的方法制备大鼠MI/RI模型。MI/R+Res组于MI/RI模型建立前7 d腹腔注射Res 15 mg/kg，1次/d，连续7 d。Sham组与MI/R组腹腔注射等容量二甲基亚砜（dimethyl sulfoxide, DMSO）与PBS的混合液。B超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以及左室短轴缩短率（fractional shortening, FS）。于再灌注120 min时处死5只大鼠，用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2, 3, 5‑Triphenyl‑2H‑tetrazolium chloride, TTC）染色法测定心肌梗死面积；另再处死5只大鼠，经腹主动脉取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和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CK‑MB）的浓度，并取心肌组织，采用ELISA法检测心肌组织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及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含量，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Nrf2的含量，Western blot法测定心肌组织Nrf2、细胞核‑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n‑Nrf2）和血红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1, HO‑1）的表达。 结果 与Sham组比较，MI/R组与MI/R+Res组的LDH和CK‑MB浓度、ROS及MDA含量均显著增高，LVEF和FS、SOD活性显著降低，心肌梗死面积增加，Nrf2、n‑Nrf2与HO‑1蛋白表达下调（P均<0.05）；与MI/R组比较，MI/R+Res组的LDH和CK‑MB浓度、ROS及MDA含量均显著降低，LVEF和FS、SOD活性显著增加，心肌梗死面积减少，Nrf2、n‑Nrf2与HO‑1蛋白表达上调（P均<0.05）。结论 RES预处理减轻糖尿病大鼠MI/RI的作用可能与激活Nrf2有关。

目的　观察非通气侧肺无呼吸性气流通气（apneic oxygen insufflation, AOI）对单肺通气（one lung ventilation, OLV）患者的氧合功能及肺泡内压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择期行开胸手术患者9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其中45例患者分为对照组（A组）、实验1组（B组）和实验2组（C组），每组15例；另外45例按双腔管型号分为35 Fr组（D组）、37 Fr组（E组）、39 Fr组（F组），每组15例。OLV期间A组、B组、C组患者非通气侧肺分别给予0、3、5 L/min氧气输送，并在OLV前1 min（T1）、OLV开始后30 min（T2）及OLV开始后60 min（T3）抽取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并据此计算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 OI）、肺内分流率（intrapulmonary shunt rate, Qs/Qt）以及肺萎陷满意度。D组、E组、F组患者于OLV开始后分别测得不同流量（2~9 L/min）给氧时的肺叶支气管开口压力（肺泡内压力）。 结果　与T1时比较，A组、B组、C组患者T2、T3时OI均明显下降，Qs/Qt均明显升高（P<0.05）。与A组比较，B组T2时及C组T2、T3时OI明显升高，Qs/Qt明显降低（P<0.05）。与B组比较，C组T2、T3时OI明显升高，Qs/Qt明显降低（P<0.05）。与D组比较，E组、F组在不同氧流量下的肺泡压力值均降低（P<0.05）；F组在不同氧流量下的肺泡压力值低于E组（P<0.05）。 结论　OLV期间术侧肺以5 L/min AOI给氧，可维持肺泡内一定的气体交换，改善肺氧合功能，减少Qs/Qt，这可能与AOI给氧在术侧肺产生一定的肺泡内压力有关。

目的 观察胸腔镜肺癌手术患者全身麻醉时复合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或硬膜外阻滞对围手术期炎性因子的影响。 方法 择期行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的患者90例，ASA分级Ⅰ～Ⅲ级，年龄<70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全身麻醉组（G组）、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组（GE组）和Dex复合全身麻醉组（GD组），每组30例。GE组于麻醉诱导前行T7‑T8硬膜外穿刺置管，G组和GD组在麻醉诱导后10 min内静脉泵注生理盐水或1 μg/kg Dex。于麻醉诱导前（T0）、手术结束时（T1）、术后24 h（T3）时抽取右颈内静脉血采用双抗体夹心 ABC‑ELISA法检测IL‑1β、IL‑6、IL‑10和TNF‑α水平，随访患者术后2 h（T2）、T3时Prince‑Henry疼痛评分，记录患者术中低血压、心动过缓、术后恶心呕吐等副作用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与T0时比较，T1、T3时点3组患者IL‑1β、IL‑6、TNF‑α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IL‑10水平明显降低（P<0.05）。与G组比较，GD组与GE组T1、T3时点IL‑1β、IL‑6水平降低（P<0.05），IL‑10水平增高（P<0.05）；T1时GD组和GE组TNF‑α水平均低于G组（P<0.05）；T3时GE组TNF‑α的水平明显低于G组（P<0.05），GD组与GE组TNF‑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E组Prince‑Henry疼痛评分低于G组和GD组（P<0.05）；与G组比较，GD组与GE组的恶心发生率降低（P<0.05）。 结论 在胸腔镜肺癌手术患者全身麻醉时，复合使用1 μg/kg Dex可显著降低围手术期炎性反应，其效果与复合硬膜外阻滞无明显差异。

目的 评价颈内静脉呼吸变异度（variation of internal jugular vein respiration, VIJVR）在评估腹腔镜手术患者容量反应性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我院择期行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的患者44例，年龄40~65岁，BMI 18~25 kg/㎡，ASA分级Ⅰ、Ⅱ级。患者入室后监测ECG、心率、SpO2和无创血压（noninvasive blood pressure, NIBP）、CVP、心排血量（cardiac output, CO）、心排血指数（cardiac index, CI）、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V）、每搏量指数（stroke volume index, SVI）等参数。应用超声测量并记录3个呼吸周期内颈内静脉吸气相最大直径 （the maximum of the diameter of internal jugular vein, DIJVmax）和呼气相最小直径（the minimum of the diameter of internal jugular vein, DIJVmin），以公式VIJVR=［（DIJVmax−DIJVmin）/DIJVmin］×100%计算VIJVR。在腹腔镜手术开始后10 min时于15 min内快速输注6%羟乙基淀粉130/0.4（hydroxyethyl starch, HES130/0.4, 500 ml）氯化钠注射液7 ml/kg，记录气管插管后10 min（T1）、气腹开始后10 min（T2）、6％HES130/0.4输注完毕10 min后（T3）的心率、血压、CO、CI、SVV、SVI、VIJVR等指标，依据补液后SVI增加是否≥15%将患者分为有容量反应性组（R组，29例）和无容量反应性组（N组，15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分析VIJVR与容量反应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 气腹状态下补液前VIJVR和每搏量指数增加量（increase of 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I）呈负相关（r=−0.451，P<0.05）。VIJVR预测容量反应性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 AUC）为 0.83（95%CI 0.705~0.950，P<0.05），以VIJVR 21%为cut‑off值预测容量反应性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5.5%和93.3%。 结论 VIJVR能够较好地预测腹腔镜手术患者的容量反应性。

目的　评价加巴喷丁超前镇痛用于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S）患儿扁桃体腺样体切除术后的镇痛效果。 方法　ASA分级Ⅰ、Ⅱ级择期行扁桃体腺样体切除术的OSAS患儿8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观察组于入手术室前3 h口服加巴喷丁胶囊30 mg/kg，对照组入室前3 h给予安慰剂，两组患儿术后均以电子镇痛泵行芬太尼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按芬太尼8 μg/kg进行配制，生理盐水稀释至50 ml，首剂量4 ml，无背景剂量，单次给药2 ml，锁定时间30 min；2 h后如果镇痛效果不满意，单次给药调整为3 ml，呕吐患儿静脉给予格拉司琼0.1 mg/kg处理。分别于术后1、2、4、8、16、24 h记录患儿的婴幼儿术后镇痛评分（Children and Infants Postoperative Pain Scale, CHIPPS）和芬太尼用量，记录两组患儿术后药物的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患儿术后1、2、4、8、16、24 h CHIPPS评分及芬太尼用量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烦躁、恶心呕吐以及皮肤瘙痒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加巴喷丁超前镇痛用于小儿OSAS扁桃体腺样体切除术，能有效缓解术后疼痛，减少术后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

目的 探讨小儿鼾症手术中不同气管导管内径对肺通气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行支撑喉镜下扁桃体和腺样体切除术的患儿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较小组［气管导管内径=（年龄/4+3.5）mm，S组，33例］、适当组［气管导管内径=（年龄/4+4.0）mm，A组，28例］、较大组［气管导管内径=（年龄/4+4.5）mm，L组，29例］。全身麻醉机械通气后，分别监测3组术中呼吸动力学指标：气道峰压（peak airway pressure, Ppeak）、气道平台压（plateau airway pressure, Pplat）、肺顺应性（pulmonary compliance, C）、一秒用力呼气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与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的比值［一秒率（FEV1/FVC, FEV1%）］。 结果 S组Ppeak和Pplat分别为（16.8±2.8） cmH2O（1 cmH2O=0.098 kPa）和（13.6±3.1） cmH2O，均高于A组和L组（P<0.05），A组和L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组FEV1%为（77±5）%，均低于A组［(80±3)%］和L组［(82±5)%］（P<0.05），A组和L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间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鼾症手术中选择较小气管导管会引起更高的Ppeak和Pplat，降低FEV1%，影响肺通气功能。

目的　研究围手术期静脉输注利多卡因对上气道手术患者术后早期恢复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拟行上气道手术患者12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利多卡因组（L组）和对照组（C组），每组60 例。L组给予利多卡因2.0 mg/kg，于麻醉诱导前10 min内注射完毕，后以2 mg·kg−1·h−1 静脉输注至手术结束。C组以等体积生理盐水代替。记录患者术前（T0）、术后24 h（T1）、术后48 h（T2）40项恢复质量评分量表（40‑item Quality of Recovery Score, QoR‑40量表）评分，以及术中舒芬太尼用量、瑞芬太尼用量、48 h内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的发生率。 结果　与T0时比较，两组患者T1、T2时QoR‑40量表总评分及身体舒适度、自理能力、心理支持、疼痛4个维度的评分明显降低，C组T1时情绪状态评分明显降低（P<0.05）；L组T1、T2时QoR‑40量表总评分及身体舒适度、情绪状态、疼痛3个维度的评分明显高于C组（P<0.05），其中T1时L组自理能力评分明显高于C组（P<0.05）；L组术中瑞芬太尼用量明显少于C组（P<0.05）；L组48 h内PONV的发生率明显低于C组（P<0.05）。 结论　围手术期静脉输注利多卡因可以提高上气道手术患者术后2 d的QoR‑40评分，减少术中阿片类药物用量，降低PONV发生率，改善术后早期恢复质量。

目的 探讨针刺对慢性心肌缺血大鼠麻醉诱导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 SPF级雄性SD大鼠45只，体重200~250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15只）：正常对照组（NC组）、慢性心肌缺血组（HR组）和针刺组（A‑HR组）。制作心肌缺血模型针刺干预4周后，颈静脉给予0.1% 异丙酚9 mg/kg麻醉诱导，测量平均颈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BP）、左室收缩压（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LVSP）、左室舒张末压（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pressure, LVEDP）、左室压力最大上升/下降速率（maximal rate of rise/decline of left ventricula pressure, ±dp/dt）和心率，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丙二醛（malondiadehyde, MDA）、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CK‑MB）和心肌组织形态学改变等。 结果 与NC 组比较，HR 组LVSP、±dp/dt、SOD水平和MBP明显降低（P<0.05），LVEDP和心率明显升高，血浆CK‑MB和MDA的含量明显升高（P<0.05），心肌损伤严重；与HR组比较，A‑HR组LVSP、+dp/dt和MBP明显升高，心率明显降低（P<0.05）。与HR组比较，A‑HR组血浆CK‑MB和MDA的含量明显降低（P<0.05），SOD明显升高（P<0.05），心肌损伤较轻，结构更为完整。 结论 针刺预处理心肌缺血大鼠可能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改善心肌微循环，减轻心肌损伤，从而调控麻醉诱导期血流动力学稳定性。

目的 研究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血浆及WBC源性强啡肽A（dynorphin A， DYN‑A）含量变化。 方法 选择择期全身麻醉下行腰椎融合术（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PLIF）的患者，分为非糖尿病组（NDM组，49例）和糖尿病组（DM组，23例）。记录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WBC总数及分类（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粒细胞）计数。于麻醉前（T1）、麻醉结束苏醒后（T2）分别采集非输液侧肘静脉血3 ml，ELISA法测定血浆DYN‑A水平，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 FCM）测定WBC中含DYN‑A荧光阳性细胞百分数和平均荧光强度（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FI）。 结果 T2时，NDM组患者外周血WBC总数［（12.9±4.1）×109/L比（6.3±1.6）×109/L］、粒细胞计数［（10.7±4.0）×109/L比（3.7±1.3）×109/L］、单核细胞计数［（0.66±0.30）×109/L比（0.46±0.15）×109/L］均高于T1时（P<0.05），淋巴细胞计数［（1.2±0.5）×109/L比（2.0±0.7）×109/L］明显低于T1时（P<0.05）；DM组患者外周血WBC总数［（11.7±3.5）×109/L比（6.8±2.1）×109/L］、粒细胞计数［（9.6±3.9）×109/L比（4.1±2.1）×109/L］亦高于T1时（P<0.05），淋巴细胞计数［（1.1±0.4）×109/L比（1.8±0.6）×109/L］明显低于T1时（P<0.05），而T2时单核细胞计数呈现升高趋势。与T1时比较，DM组与NDM组T2时血浆DYN‑A含量均显著降低（P<0.05）。与NDM组比较，DM组T1时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粒细胞中含DYN‑A荧光阳性细胞百分数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T1时比较，T2时DM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粒细胞中含DYN‑A荧光阳性细胞百分数明显降低（P<0.05），而NDM组术后无明显变化（P>0.05）。与T1时比较，T2时NDM组粒细胞中含DYN‑A MFI降低（P<0.05），DM组粒细胞中含DYN‑A MFI呈降低趋势（P>0.05）。 结论 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外周血WBC总数升高，以粒细胞增高最为明显，而WBC分类中DYN‑A阳性细胞比例明显降低，血浆及外周血粒细胞中DYN‑A含量亦下降；上述变化与糖尿病围手术期应激和免疫状态有关。

目的　探讨围手术期帕瑞昔布钠联合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 Dex）对老年患者腹腔镜胃癌手术术后胃肠功能的影响。 方法　择期行腹腔镜胃癌手术的患者90例，年龄65~85岁，ASA分级Ⅰ、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3组（每组30例）：帕瑞昔布钠组（P组）、Dex组（D组）、二者联合组（PD组）。麻醉诱导前15 min，P组、PD组给予帕瑞昔布钠40 mg+生理盐水稀释成5 ml静脉推注；D组、PD组给予Dex 1 μg/kg负荷量泵注10 min，后以0.3 μg·kg−1·min−1泵注维持，手术结束前30 min停止输注。术后均用舒芬太尼加氟比洛芬酯注射液行患者自控静脉镇痛。分别于麻醉前15 min（T0）、手术开始后1 h（T1）、手术结束时（T2）采集桡动脉血，ELISA法检测炎性因子（IL‑2、IL‑6、TNF‑α）含量。记录患者术后首次通气时间、进流质时间、下床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记录患者术后2、12、24 h疼痛评分（VAS静态/动态）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与T0 时比较，3组患者T1、T2时IL‑6 、TNF‑α含量明显升高，IL‑2含量明显降低（P<0.05）；PD组T1、T2时IL‑6、TNF‑α含量明显低于P组、D组，IL‑2含量高于P组、D组（P<0.05）；PD组首次通气时间、进流质时间、下床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均明显少于P组、D组（P<0.05）；PD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P组、D组（P<0.05）。 结论　帕瑞昔布钠联合Dex可有效减轻老年患者腹腔镜胃癌手术术后炎性应激反应，利于胃肠道快速恢复，减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降低术后并发症。

目的 观察红景天苷（salidroside, SAL）对肝部分切除术后老年小鼠认知功能及海马NF‑κB、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 HIF）‑1α和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探讨NF‑κB、HIF‑1α和凋亡相关蛋白［B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 Bcl‑2）、Bcl‑2相关X蛋白（Bcl‑2 related X protein, Bax）、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3（caspase‑3）］在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健康雄性C57B/6小鼠48只，18月龄，体重25~3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3组（每组16只）：假手术组（sham 组）、手术生理盐水组（手术组）和SAL组，根据手术后测试时点不同分为术后1、3 d两个亚组，每亚组8只。手术组和SAL组行肝部分切除术建立手术模型，SAL组小鼠腹腔注射SAL；sham组在肝部分切除术相同手术部位做切开缝合术。用Morris水迷宫测试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海马NF‑κB、HIF‑1α、Bcl‑2、Bax及caspase‑3表达。 结果 与sham组比较，手术组术后1、3 d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空间探索跨越平台次数减少，海马NF‑κB、HIF‑1α、Bax、caspase‑3表达增加，Bcl‑2表达减少（P<0.01）；与手术组比较，SAL组逃避潜伏期缩短，空间探索跨越平台次数增加，海马NF‑κB、HIF‑1α、Bax、caspase‑3表达减少，Bcl‑2表达增加（P<0.05）。 结论 POCD的发病机制与海马NF‑κB、HIF‑1α及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有关，SAL通过抑制NF‑κB、HIF‑1α及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改善肝部分切除术后小鼠的认知功能。

TREK‑1是双孔背景钾通道（tow‑pore domain K+ channel, K2P）成员之一，参与调控细胞静息膜电位等，有着多种功能特性。近年来研究表明，TREK‑1在麻醉、疼痛、神经保护和抑郁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综合国内外TREK‑1相关文献，简要概述TREK‑1结构、功能、分布和调控，重点介绍TREK‑1在上述领域的研究进展。通过进一步阐述TREK‑1在麻醉、疼痛、神经保护和抑郁领域的作用，可以更好地认识TREK‑1在其中的病理意义，并有助于新药物的开发。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展和手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获得外科手术治疗的机会，因此术后并发症也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为老年患者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文章拟对已知的与POD相关的遗传、生理学、免疫学等危险因素进行回顾，重点介绍PO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介绍，包括：胆碱能系统、炎症反应、神经递质、脑损伤标志物、神经营养因子等。以期为建立谵妄预测模型，进一步促进谵妄的诊断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病变。AD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研究发现当个体携带某些易感基因的基因型时，其发病风险增加。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及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进展，使一系列与晚发型AD（late‑onset AD, LOAD）相关的易感基因得以发现。文章主要综述近年来LOAD遗传易感性的研究，旨在为读者分析目前的研究进展，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线索。

随着外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婴幼儿及孕妇需要在全身麻醉下接受手术治疗，全身麻醉药对孕晚期和处于发育高峰期的婴幼儿的神经毒性作用及其相关机制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全身麻醉药对发育神经元的神经毒性作用中，γ‑氨基丁酸A（γ‑aminobutyric acid A, GABAA）受体的兴奋性毒性作用是可能的机制之一。文章探讨GABAA受体及其信号通路在全身麻醉药对发育神经元神经毒性作用中的可能机制，深入探讨和理解GABAA受体及其上下游信号调节通路，尤其是无赖氨酸（with‑no‑lysine, WNKs）‑SPS1‑相关脯氨酸‑富丙氨酸激酶（SPS1‑related proline/alanine‑rich kinase, SPAK）/氧化应激反应蛋白（oxidative stress‑responsive 1 protein, OSR1）信号通路与全身麻醉药的神经毒性作用的关系，为未来减轻全身麻醉药的神经毒性作用提供新思路和新靶点。

产前母体发热是一种机制复杂的并发症，影响产妇的分娩结局和胎儿预后。诸多临床研究发现，硬膜外镇痛与产前发热存在一定关联。近年研究显示，硬膜外镇痛相关母体发热（epidural‑related maternal fever， ERMF）的机制可能是非感染性的。文章旨在通过对母体妊娠及分娩的生理变化、全身及局部炎症反应、硬膜外镇痛与炎症触发等方面的阐述来介绍有关ERMF 炎症机制的研究进展。对ERMF 机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产前母体发热的诊断与治疗，利于改善母胎预后。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I/RI）是脑卒中患者血栓再通后常见的临床病理生理现象，其发病机制涉及多个环节，其中线粒体作为“能量站”扮演了关键角色。缺血性脑卒中诱导脑内大量微RNA（microRNAs, miRNAs）和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的表达改变，提示miRNAs和lncRNAs与缺血性脑卒中复杂的病理过程有关。此外，研究发现相关miRNAs和lncRNAs可通过调节线粒体参与CI/RI的发生、发展过程。文章综述线粒体在CI/RI中的作用，以及miRNAs和lncRNAs调节线粒体参与CI/RI的最新研究进展，旨在从miRNAs和lncRNAs水平探讨线粒体调控CI/RI的机制，为CI/RI的防治提供新的靶点和思路。

慢性疼痛是一种复杂的病症，其发生、发展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临床治疗效果欠佳。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表观遗传调控参与了慢性疼痛的发生、发展过程，组蛋白甲基化是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方式，其在慢性疼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总结组蛋白甲基化与慢性疼痛的关系，阐述组蛋白甲基化的生物学效应。进一步探讨组蛋白甲基化在慢性疼痛中的作用，为研发更有效的慢性疼痛靶向药物奠定基础。

儿科手术量逐年增加，部分研究认为，长时间或反复接触全身麻醉药可能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功能的发育。目前大量动物研究支持上述结论，但是临床研究的证据还不充分。文章通过深入了解儿童早期麻醉暴露对远期神经功能发育的影响，旨在对患儿治疗方式和手术时间选择进行指导。文章更新汇总了目前的研究进展，分析儿童早期麻醉暴露与远期神经功能发育缺陷之间的联系，以及在此过程中麻醉暴露年龄的敏感期。目前临床研究涉及不同年龄群体、不同类型的结局指标，因此对结局的解释需要结合麻醉暴露年龄、暴露时长、研究样本量、结局指标和涉及的混杂因素等。多数大样本研究发现，儿童早期麻醉暴露与远期神经功能发育缺陷有联系，且麻醉暴露的频率也有一定影响。

胃肠镜检查中的镇静治疗是实现安全化和舒适化医疗的重要条件。目前胃肠镜检查的镇静治疗中的几项重要环节包括：应统一镇静深度的标准，通过对患者进行术前评估及镇静深度的需要，配备实施镇静/麻醉的人员，监测相关指标，制定个体化镇静/镇痛方案。这对实现程序化镇静非常重要。胃肠镜中的镇静治疗在确保患者安全性的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更高的性价比和舒适度。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是外科非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常见并发症，围手术期多种因素可导致其发生，与患者不良近远期预后密切相关。早期发现肾急性损伤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血/尿生物标志物的出现为AKI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带来了希望。然而，目前多数研究集中于心脏手术和ICU患者。文章结合当前文献，对血/尿生物标志物在外科非心脏手术患者AKI中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价值进行综述，回顾当前在非心脏手术研究中热点生物标志物［包括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iver type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L‑FABP）、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2, 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 7, IGFBP‑7）］对其病理生理学作用、代谢机制、在诊断及预后判断中的作用及测量影响因素进行阐述，总结生物标志物导向的干预性治疗。新型生物标志物将对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AKI的诊断和治疗发挥更大作用。

慢性疼痛是降低乳腺癌患者术后生存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疼痛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发展，社会心理因素在慢性疼痛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文章对社会心理因素在乳腺癌患者中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总结，综述与乳腺癌术后慢性疼痛相关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介绍疼痛与社会心理紧密联系的生理机制和目前临床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期望提高临床工作者对乳腺癌患者异常心理的重视程度，并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减少慢性疼痛的发生，改善患者整体预后。

纳布啡是一种具有镇痛及镇静效应的阿片激动‑拮抗剂，可用于小儿患者围手术期。纳布啡在拮抗μ受体激动剂引起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瘙痒等）的同时并不会影响它的镇痛效果。由于具有天花板效应，纳布啡不会引起呼吸抑制，其安全系数高，被认为是小儿患者最常用的镇痛剂之一。纳布啡在国内呈现应用增多的趋势，要明确其在小儿麻醉应用中的适应证。文章从纳布啡的药理特性、在小儿麻醉的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综述。

高碳酸血症型呼吸衰竭是临床常见的呼吸衰竭类型之一，传统的氧疗方式在改善患者氧合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并发症。近年来，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high‑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HFNC）作为氧疗界的后起之秀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通过高速的氧气流减少口鼻咽部解剖死腔、降低CO2重复吸入、产生呼气末正压、增加呼气末肺容积等生理学效应，使其成为高碳酸血症型呼吸衰竭患者的理想选择。文章就近年来HFNC在高碳酸血症型呼吸衰竭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

机械通气相关性肺损伤（ventilator induced lung injury, VILI）由有创机械通气操作引发或加剧。随着对VILI发病机制的不断探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VILI程度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如何实现个体化肺保护性通气参数设置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最近提出的驱动压指导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肺保护策略在围手术期应用。文章通过分析驱动压的概念及意义，总结其在围手术期应用的研究进展，为肺保护性通气策略提供新的思路。